動物石雕Animal stone 
古人眼中的動物世界寓意影響至今195件禁止出境文物系列（17）動物篇
2024-08-07 14: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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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列表耕于田，狩于林，漁于水，具有五千多年悠久歷史的中華民族向來尊重自然、熱愛自然。千百年來，華夏子孫秉持著與自然共處的生存之道，將現實與想象中的萬物生靈深深地刻入文明進程。不論是“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唯一”的哲理思想，還是“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這樣的經典詩句，這些樸素而睿智的自然觀念，至今仍給我們以深刻的啟迪和思考。
無論是龍行天下、鳳鳴九霄，還是吉祥寓意的羊、勤勞寓意的牛、勇猛的老虎，這些動物造型都被栩栩如生地刻畫在各種文物上，流傳至今。
在本篇，你可以欣賞到遠古時期的萌禽“陶鷹鼎”，青銅文明的代表“四羊方尊”，絲綢之路中的沙漠之舟“唐三彩駱駝載樂俑”，江南水鄉旁的《江山放牧圖》，代表男女恩愛癡情的象征“鴛鴦形漆盒”，讓我們一同走進文物中的“動物世界”，看看這些有著特殊寓意的生命吧。
后母戊鼎鼎耳上有一列浮雕式魚紋，耳外側有浮雕式雙虎食人首紋，鼎身腹部裝飾饕餮紋，在司母戊鼎上，每個面都有 6 只夔龍，其中橫向長邊框的 2 只夔龍對稱成為一個“肥遺”型饕餮紋，縱邊各有一只夔龍，這樣 4 個面就有 24 只夔龍，鼎足上鑄有蟬紋。
魚紋自遠古發端，最初誕生于巫覡文化和圖騰文化，是脫胎于生殖崇拜的信仰物，后來演變成寓意著福澤綿延、年年有余的吉祥圖案。魚類，是最古老的脊椎動物，在中國古代被視為一種珍貴的寶物，因為它們能夠繁殖、生長，因此被視為繁榮和長壽的象征。據史書記載，周代早期，每年春天皇帝都會舉行親耕儀式，以示重視農業，而魚是親耕儀式中的重要道具，用以祈求農業豐收。
饕餮（tāo tiè），別名老饕、狍鸮（páo xiāo），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一種兇惡貪食的野獸，四大兇獸之一。據《山海經》記載：饕餮其形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是貪欲的象征，常用來形容貪食或貪婪的人。除了貪吃之外，饕餮還被視為一種能夠驅逐邪惡和災難的神獸。在古代，人們常常將饕餮的形象刻畫在各種符咒和護身符上，以祈求其保佑自己平安、健康和繁榮。同時，在一些古代宗教儀式中，人們也會通過祭祀和崇拜饕餮來祈求豐收和平安。特別是在青銅器裝飾中，人們相信饕餮有驅邪的作用，因此經常將饕餮的形象用于祭祀用具和武器等器物上。
《山海經·大荒東經》描寫夔是：“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有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但更多的古籍中則說夔是蛇狀怪物。夔龍是一種近似龍的動物，傳說其形象為一角一足，口張尾卷。夔紋象征王權和神權，飾有夔形紋飾的青銅禮器或兵器代表著至高無上的權威與尊貴。
雙虎食人首紋俗稱虎咬人頭紋，這種虎食人頭紋，僅見于商代銅器，以后少見或不見，具有辟邪之意。虎一直受到漢族的崇拜，是正義、勇猛無敵、威嚴的象征。漢朝人把虎看作是百獸之王。相傳白虎是五百年才能變白的虎，是神物，而且仙人往往也乘虎升天，是鎮西之獸。自漢朝以后虎一直成為人們喜愛的保護神。
蟬紋是作為象征“生命永存”而設計出來的紋飾，被賦予復活和永生的象征意義，從周朝后期到漢代的葬禮中，人們總是把一枚玉蟬放入死者口中以求死者得到庇護和永生。古代文學中認為蟬“餐風飲露”，是高潔的象征。
《爾雅翼》記載龍“角似鹿、頭似駝、眼似兔、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龍，是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動物，為鱗蟲之長，是中華民族的象征之一。相傳龍能飛行，擅變化，會呼風喚雨等，與鳳凰、麒麟等并列為祥瑞，古代主要寓意皇權。
蓮鶴方壺是鄭國王室的祭祀重器，反映了春秋時期的整體風貌，與商周時期的青銅器風格形成鮮明對比。方壺壺身為扁方體，壺的腹部裝飾著蟠龍紋，龍角豎立。壺體四面還各裝飾有一條應龍，獸角彎曲，肩生雙翼，長尾上卷。圈足下有兩條卷尾獸，身作鱗紋，頭轉向外側，有枝形角。壺蓋被鑄造成蓮花瓣的形狀，一圈肥碩的雙層花瓣向四周張開，花瓣上布滿鏤空的小孔。蓮瓣的中央上面有一只仙鶴，造型靈動。
應龍，是我國遠古神話傳說中“集創世、造物、滅世三位一體的巨神”，被古人賦予了“創世神”和“造物神”的尊稱。據《山海經·大荒北經》記載：黃帝與蚩尤作戰，應龍、魃等幫助黃帝，最終蚩尤戰敗被殺。據《廣雅》記載：應龍的形象特征為有翼；結合《淮南子》“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和《鐔津文集》“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凰”等記載可知，應龍不僅能開辟天地，還是鳳凰與麒麟的祖先。另外《氏族典》中提到：“祖龍，老龍也。”而“老龍”即應龍，所以應龍是“龍之始祖”。應龍是一種具有特殊意義和文化象征的古代神獸。在中國文化中，應龍被視為吉祥的象征，代表著權力、威嚴和神圣。
鶴有著久遠的文化歷史，遠古時候就已經產生了鶴的圖騰，早在《詩經》中就有“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的記載。在中國人們常把仙鶴和挺拔蒼勁的古松畫在一起，作為益年長壽的象征。鶴在中國文化中有著崇高的地位，特別是丹頂鶴，是長壽、吉祥和高雅的象征，又稱為“仙鶴”。丹頂鶴性情高雅，形態美麗，素以喙、頸、腿“三長”著稱，直立時可達一米多高，看起來仙風道骨，被稱為“一品鳥”，地位僅次于鳳凰。除此之外，鶴雌雄相隨，步行規矩，情篤而不淫，具有很高的德性。古人多用翩翩然有君子之風的白鶴，比喻具有高尚品德的賢能之士，把修身潔行而有時譽的人稱為“鶴鳴之士”。
1990 年四川省綿陽市何家山二號漢墓出土的搖錢樹造型生動優美，保存完好，它是迄今我國出土最大的搖錢樹。整體由紅陶樹座、青銅樹干、枝葉等共 29 個部件銜接扣掛而成，葉片甚薄，厚約 2 毫米。以人物神獸為主題內容，有龍首、朱雀與鹿、象與象奴、璧等圖案。
朱雀，是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天之四靈之一，源于遠古星宿崇拜，是代表炎帝與南方七宿的南方之神。朱雀與青龍、白虎、玄武合稱為“四方神”，表示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二十八宿體系形成之后，朱雀成為南方七宿的總稱。朱雀在古代神話中往往屬于太陽崇拜，象征祥瑞。
銅奔馬又名“馬踏飛燕”。造型矯健精美，作昂首嘶鳴，疾足奔馳狀，顯示了一種勇往直前的豪情壯志，全身的著力點集注于超越飛鳥的一足之上，準確地掌握了力學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藝技術水平。
馬是漢代社會的重要交通工具、軍事裝備和農業生產畜力。漢朝政府給馬立“口籍”，漢武帝作《天馬歌》，馬在各種場合被神化和奉頌。銅奔馬是在漢代社會尚馬習俗的影響下產生的具有重要價值的青銅工藝品。此外，漢代社會盛行車馬冥器隨葬，視馬為財富的象征。
墻盤銘文字形整齊劃一，筆式流暢，是不可多得的書法佳作，同時也是重要的歷史資料，填補了西周國史與微子家族的一段空白。墻盤型巨大，腹和圈足分別飾鳳鳥紋和獸體卷曲紋，雷紋填地，圈足有折邊。
鳳鳥紋，古代青銅器紋飾之一，象征吉祥如意，常被用作殷商和周朝青銅器上的圖案，這些紋飾既體現了鳳鳥在殷商和周朝人民心中的形象，也體現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玄鳥生商”，鳥為商人的圖騰；“鳳鳴岐山”，周人視鳳鳥為祥瑞、守護神。鳳鳥紋作為青銅器紋飾始見于商代中期，一直沿用到春秋晚期。
鳳本意為鳳鳥，原指鳳鳥中的雄鳥，后因鳳凰合體，成為鳳凰的簡稱，是中國神話傳說中的百鳥之王。鳳與龍、麟、龜一起并稱“禮記四靈”，它被視為中華精神之鳥，是原始先民太陽崇拜和鳥圖騰的融合與神化。鳳是人們心目中的瑞鳥，天下太平的象征。古人認為時逢太平盛世，便有鳳凰飛來。“鳳”與“風”的甲骨文字相同，即代表具有風的無所不在，及靈性力量的意思；凰即皇字，為至高至大之意。鳳凰也是中國皇權的象征，常和龍一起使用，鳳從屬于龍，用于皇后嬪妃，龍鳳呈祥是最具中國特色的圖騰。
何尊莊嚴厚重，美觀大方，主體感極強。內底鑄銘文 122 字，記述了周成王五年遷宅成周的重大史實。“中國”兩字作為詞組，首次在何尊銘文中出現。何尊口圓體方，通體有四道鏤空的大扉棱裝飾，頸部飾有蠶紋圖案。
蠶是蠶蛾的幼蟲，絲綢原料的主要來源，在人類經濟生活及文化歷史上有重要地位。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飼養家蠶，用其巢絲織綢的國家。種桑養蠶之法相傳源于黃帝的妻子嫘祖。春蠶象征著執著、堅貞、奉獻等精神。
唐代為景龍觀所鑄之青銅鐘，國家一級文物，被稱為“天下第一名鐘”，世界名鐘之一，據說每天撞擊報時的時候，全城都能聽到清亮悅耳的猶如鳳凰鳴叫的鐘聲。鐘身銘文 292 字，為稍參篆隸的楷書，由唐睿宗李旦親自撰文并書寫。銅鐘鐘身周圍鑄有紋飾，自上而下分為 3 層，每層用蔓草紋帶分為 6 格，共 18 格。格內分別鑄有翔鶴、走獅、騰龍、朱雀、獨角獨腿牛等圖案，四角各有 4 朵祥云，顯得生動別致。
中國人最初認識到獅子及西方的獅子文化，大約在公元初期，比西方至少晚數個世紀。中國最早的古籍《竹書紀年》記載周穆王（在位距今 3000 年左右）駕八駿巡游西域：“狻猊野馬走五百里。”郭璞注：“狻猊，師子（獅子）。”說明在中國人熟悉的虎、豹、狗、貓等以外，還有一種神秘的異獸存在，且名之為“師（獅）”。
公元前 138 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開通了“絲綢之路”，溝通了中國與中亞各地的友好關系，“殊方異物”的獅子和獅子文化才正式被中國人所認知。《漢書·西域傳》的注釋中，對于“師（獅）”解釋為：“似虎，正黃，有冉冉，尾端茸毛大如斗”，這幾個文字客觀地描述真實雄性獅子的外貌。
“龍生九子”中的狻猊是獅子狀，故早期的獅子文化更帶神秘色彩，從三國、晉代出土的青瓷器物中可見與獅子相似的神獸，已具吉祥辟邪的精神意義。進入文化鼎盛的唐代及之后宋、元、明、清，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達到鼎盛時期，于是產生了充分寫實和高度神化的獅子文化，似獅似虎、似狗似貓、能飛能游的異獸形象。
羊與上古先人生活關系最為密切，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有著很深的歷史淵源，影響著中國文字、飲食、道德、禮儀、美學等文化的產生和發展。四羊青銅方尊，既保留了原始的圖騰崇拜，又有替代羊作為犧牲獻祭給神明的意思，同時還包含了對羊等家畜養殖興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關于羊的種種觀念。羊在古代被喻為吉祥之物。
商四羊青銅方尊以四羊陪四龍，雄踞四面八方，寓意吉祥、和諧、尊貴、富強。先秦時期，人們對羊的個性概括為善良知禮、外柔內剛。羊“跪乳”的習性，被視為善良知禮，甚至被后世演繹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內剛也被引申出許多神圣的秉性。我們常用的“美”字也來源于羊。
龍紋兕觥身兩側飾鼉紋和夔龍紋，是商代晚期“方國”青銅文化的代表作品，也是研究商代北方民族青銅器鑄造工藝，器物造型的重要資料，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價值。
揚子鱷，古代被稱作鼉（tuó），民間俗稱“土龍”或“豬婆龍”，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小型鱷類，被列為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外動物。歷史上，揚子鱷曾廣泛分布于中國東部的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等流域，隨著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逐漸收縮至長江下游流域。
天亡簋和利簋是迄今所見西周最早的兩件鑄有銘文的青銅器，不僅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和書法價值，也是在西周銅器斷代上作為依據的一件重要標準器。西周天亡簋器腹與圈足飾蝸體獸紋。
蝸牛種類繁多，在世界各地均有分布。蝸牛喜歡在陰暗潮濕、疏松多腐殖質的環境中生活。在不同文化中，蝸牛有著不同的象征意義。在中國文化中，蝸牛象征緩慢、落后；而在西歐，則象征頑強和堅持不懈。蘇格蘭人認為如果蝸牛的觸角伸得很長，就意味著第二天會有一個好天氣。
西周伯矩鬲紋飾十分精美，各部均以牛頭紋裝飾，主體紋飾皆為高浮雕，給人雄奇威武之感。藝術設計和鑄造工藝極為高超，是周初青銅器中的杰作，證明了北京三千年的建城歷史。
牛在中國文化中是勤勞的象征。古代就有利用牛拉動耕犁以整地的應用，后來人們知道牛的力氣巨大，開始有各種不同的應用，從農耕、交通甚至軍事都廣泛運用。而中國傳說中的“牛頭馬面”，是冥府著名的勾魂使者。鬼城豐都，及各地城隍廟中，均有牛頭馬面的形象。牛頭來源于佛家，牛頭又叫阿傍，其形為牛頭人身，手持鋼叉，力能排山。據《鐵城泥犁經》說：阿傍為人時，因不孝父母，死后在陰間為牛頭人身，擔任巡邏和搜捕逃跑罪人的衙役。
鳥尊造型寫實生動，構思奇特巧妙，裝飾精致豪華，是中國青銅藝術中罕見的珍品。蓋內和腹底鑄有銘文“晉侯作向太室寶尊彝”，可證明為宗廟禮器。在早期的陶器、玉器、青銅器上，都有很多鳥的造型，著名的如凌家灘文化（5800-5300 年前）的玉鳥。
鳥是飛禽的總稱，是適應于陸地和空中生活的高等脊椎動物。在中國古代，鳥被賦予很多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象征，進而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鳥文化”。除了喜歡用鴻鵠代表志存高遠外，古人喜歡的鳥還有很多：比如，鶴在古人眼里被視為“一品鳥”；孔雀“開屏”被看成是祥瑞之兆；鴛鴦是代表夫妻情侶不離不棄、生死相依的“愛情鳥”；喜鵲則是一種“聞鵲聲，皆為喜兆”的靈鵲。
西漢彩繪人物車馬鏡中的主區畫像以紅色為地，用白色、綠色、黑色彩繪人物、車馬以及樹林等自然景象，最引人矚目的是狩獵圖：在狩獵一組畫像中，一短衣束發的獵手騎馬疾馳，反身彎弓射一驚慌逃竄的野豬，野豬的后腿已被獵犬緊緊咬住，后有一騎士束韁揮鞭圍獵野豬。
中華文化圈崇尚豬，貫穿獵狩文化、草原文化、農耕文化，是一種基于經驗的文化現象。古人崇尚豬，大概分兩大類別，一是敬畏野豬的勇猛剛烈，一是豬的繁殖力強，一胎可十多個崽，被崇祀為地母。因有豬神信仰，所以催生豬的觀念經濟，在民俗文化中，豬又有吉祥、好運、豐產、財富等象征意義。
西漢殺人祭柱場面貯貝器器蓋上鑄造立體群雕，計有 1 碑、1 表、2 銅鼓、52 人、1 豬、1 犬、筐籃 17、罐 11、布帛 5 匹、紋錦 1 幅、雞 1 只、魚 2 條、薪當三捆，以及主祭者乘坐的肩輿 1 部，施用于刑徒的栓桔、繩索，執法者佩戴的長劍、盾牌、盔甲等物。
人們對犬的寵愛由來已久，在古代，帝王們都以可以擁有一頭名犬而倍感榮耀，在民間養犬玩犬之風也十分盛行。人們把狗視為吉利的動物，象征著忠誠。
傘鋌紋飾依竹節可分為四段，第一段以人騎象為主，山石間有奔馳的馬、鹿、兔、熊，以及飛翔的仙鶴、雁、鷹等。第二段一騎士反身引弓射虎為主，山巒間有熊、鹿、羚羊、野牛、猿猴，還有飛鳥等。第三段以一人騎駱駝為主，輔以虎噬豕，以及熊、兔、立鶴、飛鳥等。第四段以一正在開屏的孔雀引頸長鳴為主，輔以虎捕牛，以及熊、鹿、猴、鶴、飛鳥等。四段紋飾主題不盡相同，但都描繪了生氣盎然的大自然景象，以及人類的狩獵活動，構成了一幅既富于神話意味又源于實際生活的精美畫面。
由于農業文明的發展，人類生存邊界逐步向外拓展，大象作為陸地動物中體型最大的個體越來越多地走進了人們的視野。三皇五帝時期，據《容成氏》（成書于春秋前期，相傳容成氏曾擔任黃帝的大臣，發明了歷法）第 24-27 簡記載，華夏部落的核心區被稱為“敘州”，而這一地域范圍到了夏朝，據《尚書·夏書·禹貢》（成書于戰國時期）中的記載已被稱為“豫州”。“豫”在《說文解字》中解釋為“豫，象之大者”，能以大象來給文明核心區命名，足見大象在時人心目中的地位。漢代，大象已經成為了帶有一定政治意義的動物，通過大象的進貢，周圍小國能向中原統治者表達自己臣服的政治決心。至唐朝，許多人認為大象是社會正統性和合理性的代表。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兔子是象征祥瑞的動物，古籍《瑞應圖》就有記載：“赤兔大瑞，白兔中瑞”；《宋書·符瑞志》也把白兔等白色動物列為祥瑞之物。在古代中國，先民還認為兔子是“多產”的象征。民間則一直有嫦娥奔月、玉兔搗藥的傳說。
自新石器時代直至秦漢，熊崇拜一直占據重要地位。《史記·帝王世紀》曰：“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左傳·昭公七年》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禮記·月令》正義引《帝王世紀》曰：“大皞（伏羲）一號黃熊氏”；《漢書·武帝記》曰：“禹治洪水，通軒轅山，化為熊。”黃帝、鯀、伏羲、大禹等上古時期的部落領袖，都出自以熊為圖騰的部落，可見熊是上古時期中華民族重要的圖騰之一。熊是勇猛、無畏、偉力的象征。因此對熊崇拜往往落在熊的特征方面，通過對熊的祭祀以期待獲得熊的勇猛、無畏、偉力。
熊崇拜源自上古人類狩獵活動中與熊的接觸，熊對當時的人類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社會開始由狩獵社會轉型至農業社會，這一背景下與雨水灌溉關系更為密切的龍逐漸登上歷史舞臺，而隨著龍崇拜與祖先崇拜和王權的結合，曾經廣泛存在的熊崇拜逐漸被農業社會的龍崇拜所替代。
該器以百鳥爭食、歡慶豐收、牲畜滿欄等題材的立體雕飾展現了 1700 多年前江南吳地莊園五谷豐登的場景，散發著濃郁的生活氣息。
四只小罐分列大罐四角，周圍簇擁引頸覓食的雀鳥，一只老鼠正從中間大罐里爬出，嘴里叼著一大塊食物，愜意地斜躺在罐口，象征財富的豐饒。五罐下有三層崇樓，樓兩側各立一亭闕，門口蹲伏著守衛的小狗，闕下有八位侍仆各執不同的樂器，正聚精會神地演奏樂曲。
大罐口沿下來塑貼了一圈人物和動物，除跳舞的人像外，還有鹿、豬、龜、魚等動物，其間還夾雜狗、魚、龍等紋飾。罐腹上的紋飾也如堆塑一樣的風格，幾根線條就生動白描出了一只兇狠捕食的惡狼，寫實反應了莊園四周山林湖澤里的動物。
西晉青釉神獸尊器表飾以神獸，關于神獸的名稱，有辟邪、蟾蜍、窮奇等說法。該器青釉神獸體量大，神獸的神態驚人，全身刻滿紋飾，造型獨特而又具有西晉瓷器的典型特征。造型為盤口，短頸，斜肩，長圓腹，平底稍向內凹，肩與腹之間兩側各有三系。腹壁浮雕神獸一只，頭部雙眼突出，體飾四爪、雙翼、脊毛和尾，雕刻生動，制作較精。遍體內外施青釉，棕色胎。器底外部刻有“東州”二字。
西晉青釉神獸尊造型奇特，造型為盤口短頸削肩鼓腹平底，象個大魚簍。器表由肩至腹堆塑面目猙獰的神獸紋飾，獸首昂起，雙眼仰視，鼻孔朝天，張口含珠，吐舌露齒，頜下長須垂至腹部；四肢緊貼前胸及下腹，前肢上舉，后肢伏地蹲坐，兩側刻劃雙翼紋，背后有聳起的脊毛五撮。該尊“張牙舞爪”，威風八面，象要將一切兇險和邪氣驅離主人。獸紋形象威嚴，面目猙獰。
西晉青釉神獸尊的妙處，在于“尊”與“獸”的渾然一體。匠師緊緊抓住器形削肩鼓腹的形體特征，運用夸張寫意手法，以盤口作獸的頭頂，以器腹為獸腹，以器耳為獸耳，獸爪獸脊等都有序地布列在器物的各個部位。讓人“尊”、“獸”難辨。西晉青釉神獸尊在六朝青瓷中罕見的藝術珍品，系明確紀年墓出土。西晉青釉神獸尊顯示了高超的雕塑技藝和豐富的想象力。
唐青釉鳳首龍柄壺紋飾新穎，造型奇特，盤口形、細頸，斜溜肩，腹部自上而下逐漸圓鼓，下腹緩收，圈足呈喇叭形。壺蓋與壺口吻合成鳳頭狀，鳳的嘴下啄，鳳頭扣住壺的口沿上，使得壺整體頗似一只挺立的鳳鳥；在鳳頭的后側，從口沿順肩而下至底部，壺柄塑成一條直立的蟠龍，龍口銜住口沿，作窺視探飲狀，前肢撐于壺肩部，后肢立于喇叭形底座上。
六朝至唐代，中國與西亞各國文化交流頻繁，波斯的一種鳥首壺傳到中國，影響所及，在唐代的青瓷、白瓷及三彩釉陶中出現了鳳首壺。這件唐青釉鳳首龍柄壺就是越窯青瓷當時的一種創新。
唐代陶駱駝載樂舞三彩俑既是唐代文化藝術、制作工藝發達昌盛的重要物證，也見證了絲綢之路上的交流與融合。在一峰鋪著花毯的駱駝背上，塑有 5 位胡人樂俑，左右兩側各坐著兩個，神情專注地演奏胡樂。駱駝昂首挺立，馱載著成年男子。
陶駱駝載樂舞三彩俑表現的是長安百戲中的一個雜技節目。唐代百戲留下記載的有盤杯伎、吞劍伎、獼猴緣竿伎、透飛梯伎等。唐代，在長安城的東市和西市都有專門的百戲班子，他們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讓人們花錢雇演。唐玄宗曾“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駱駝載樂節目集雜技和馬戲于一體，雙峰駱駝身高一般2 米左右，負載力可以達到 250 公斤，馱載 5 個成年男子需訓練有素。5 位藝人在駝背沒有圍欄的平臺上載歌載舞展現了高難度技藝。
駱駝昂首直立于長方形座上，張口嘶鳴狀。駝背鋪有帶花邊圓形墊子，其上搭一平臺，用刻花毯子覆蓋，其上有七個男樂俑盤腿朝外坐于平臺四周，正在演奏，中間立一體態豐腴載歌載舞的女子。造型新穎，器形碩大，駱駝健壯，人物表情豐富。
駱駝四肢細長，蹄大如盤，兩趾、跖有厚皮，都是適于沙地行走的特征。背有 1～2 個較大駝峰，內貯脂肪。駱駝的皮毛很厚實，冬天沙漠地帶非常寒冷，駱駝的皮毛對保持體溫極為有利，厚毛發可以反射陽光，被剃毛后的駱駝會多出 50 %的汗以避免過熱；皮毛同時幫助駱駝隔熱。它們的長腿也讓它們遠離火燙的地面。
該器青釉晶瑩素潔，胎質細膩堅硬，為耀州窯的精品之作，為耀州窯青瓷斷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標準器。通體作龍魚形，龍首魚身，魚腹下為平底圈足，以定器身。龍首口部特大，略顯夸張，上唇卷起，塑貼倆小原點作眼，眼上貼勾形獨角，對龍首面貌是作了藝術性的簡化處理。魚身雕滿魚鱗，雙翅伸展，尾部高揚，尾鰭開張，全身彎作“U”形，于平衡中呈現優美姿態。翅膀和尾部周邊塑貼小圓珠，暗示龍魚正從水中翻飛而起。
“魚”在漢語中的發音同“余”，象征吉祥、富庶，傳統的中國陶瓷常常運用魚的造型來豐富表現手法。這件五代耀州窯摩羯形水盂在表現魚形的時候，結合青瓷蔥翠欲滴的釉色，運用棱角拐彎處“出筋”的藝術效果，把魚躍出水面一剎那的感覺充分表現出來了，加上魚鱗泛出粼粼波光，整件器物顯得生動鮮活。
伏鳳式提梁，壺把是半圓形，好似一只飛翔中的鳳凰，鳳首高翹，輕輕地落在了帶有蓮花的壺蓋上。壺嘴出水處仿佛一只獅子張開的大口，獅子的牙齒清晰可見。這頭母獅腹下還有一頭正在吸吮母乳的小獅子。底部中心有梅花形注水孔，造型奇巧。
北宋定窯白釉刻花蓮瓣紋龍首凈瓶形體高大，是定窯凈瓶之最，被譽為“定瓷之王”。瓶為細長頸，鼓腹，頸上部飾仰覆蓮瓣紋，中部為覆蓮紋相輪圓盤，下部為竹節紋。肩部刻覆蓮紋三重，上腹刻纏枝花卉一周，下腹刻仰蓮四重。肩部一側塑龍首，龍頭高昂，額突聳，角上揚，目圓睜，張口露齒。瓷胎細白、堅硬；釉色瑩潤、乳白泛灰，略有垂釉痕。
宋登封窯珍珠地劃花雙虎紋瓶形似橄欖，圈足。胎為灰褐色，施白色化妝土。瓶身刻劃二虎，一站立，一行走，呲牙翹尾，均矯捷兇猛,搏斗于草叢中，襯以洞石、芭蕉，近底處有一周蓮瓣紋，圖案以外空白處戳印珍珠形小圓圈。老虎張口甩頭，虎尾擺開，伏在草叢中，草叢以裝飾性的草葉來表示，在花草從中采用細密的珍珠地截印工藝生動精致，全圖充滿活力。
宋登封窯珍珠地劃花雙虎紋瓶造型敦實古樸，通體裝飾十分簡潔，主題紋飾采用劃花和刻花兩種工藝，虎身采用大圓圈的形式表現其斑利的色調，在整體細致工藝的襯托下，黃褐色的色調與金銀器的風格十分相似。
元霽藍釉白龍紋梅瓶誕生于景德鎮的瓷窯之中，代表了元代瓷器燒制的最高水平。該梅瓶淺底內凹。通體施霽藍釉，云龍、寶珠施青白釉。主紋刻劃一條龍追趕一顆火焰寶珠，并襯以象浮動的珊瑚枝一樣的四朵火焰形云紋。巨龍威武、雄壯、悍猛，騰空飛舞于萬里藍天之中，頗有叱咤風云之勢。飛騰游動的白龍紋飾與藍色瓶身相輔相成，藍白相映，對比鮮明，具有很強的藝術魅力。
由于龍是中國人心中的神物，自古以來就被尊奉崇拜，故以龍紋為裝飾圖案的器物比比皆是。但作為裝飾紋樣，龍的形狀是不斷演變的，經歷了一個由粗糙到精細，由簡單到復雜，由樸素到華麗，由原始到成熟的發展過程。到了元代，龍的造型更加美觀，龍體更加修長、屈曲。梅瓶上的龍紋，具有典型的元代龍紋的特征，龍頭上昂，張口翹舌，雙角向后伸展，兩眼正視，細頸疏鬣，曲腹蛇尾，背鰭整齊，龍鱗細密，肘毛細長，四腿三爪，剛勁有力。龍紋首尾相接，張牙舞爪，作騰飛游動之狀。再以藍釉點飾龍眼，起到畫龍點睛的藝術效果。龍紋的上下飾火珠紋及流云紋，使凌空飛舞的氣氛更加突出，整個畫面疏密有致，筆意流暢自然。
此作品白麻紙，縱 20.8 厘米，橫 139.8 厘米，在橫卷上畫了五條神態、性格、年齡各異的牛。從右至左，首匹為棕色老牛，描繪成一邊咬著東西一邊在雜木旁蹭癢癢的情狀，意態悠閑；次為黑白雜花牛，身軀壯大，翹首搖尾，步履穩健；第三匹為深赭色老牛，筋骨嶙峋，縱峙而鳴，白嘴皓眉，老態龍鐘；第四匹為黃牛，軀體高大，峻角聳立，回首而顧；第五匹牛，絡首而立，體態豐厚，凝神若有所思，雙眼流琢出倔強的個性。
有專家考證，韓滉的《五牛圖》滲透著濃厚的個人情感，五牛寓指自己兄弟五人，以任重、勤勞、溫順的牛的品性，表達愛同忠君的真情實感。而史書中記載，韓滉就任宰相期間，非常注重農業的發展，他以牛為畫題，也很可能是含有鼓勵農耕之意。
縱觀整幅圖，前半段為立歇部分，該畫作有 24 匹馬，馬背上的獵物點綴了人馬剛從追逐和喧鬧中轉入靜態，在馬群的盡頭是走向樂舞場地的捧花女，把歇息和樂舞兩段有機地結合起來。舞蹈者在音樂的伴奏下跳躍，構成全圖的高潮，充分顯示了畫家處理大場面中人馬動靜、聚散的藝術能力，充滿了濃厚的北方草原民族的生活氣息。
《卓歇圖》卷奠定了金代人馬畫的發展走向，即線條凝練、造型生動、畫風淳樸，著意于表現女真族勇悍和粗獷的民族個性及浪漫不羈的草原生活，并一直影響了元初的人馬畫藝術。這件《卓歇圖》被冠以胡壤之名后，更增添了對后世人馬畫的范本作用，尤其是畫中的人物發式和服飾，幾乎成了表現北方少數民族人物形象的定式。
《寫生珍禽圖》用細密的線條和濃麗的色彩，描繪了大自然的眾多生靈。在尺幅不大的絹素上，畫家畫了昆蟲、鳥雀及龜類共二十四只，均以細勁的線條畫出輪廓，然后賦以重彩。這些動物的造型準確、嚴謹，特征鮮明。每一動物的神態都畫得活靈活現，富有情趣，耐人尋味。兩只麻雀，一老一小，相對而立，雛雀撲翅張口，嗷嗷待哺的神情，惹人憐愛；老雀低首而視，默默無語，好像無食可喂，一副無可奈何的模樣。下端一只老龜，不緊不慢，一步步向前爬行，兩眼注視前方，有一種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毅力。
畫家用細密的線條和濃麗的色彩描繪了大自然中的眾多生靈，在尺幅不大的絹素上畫了昆蟲、鳥雀及龜類共 24 只，均以細勁的線條勾出輪廓，然后賦以色彩。這些動物造型準確、嚴謹，特征鮮明。鳥雀或靜立，或展翅，或滑翔，動作各異，生動活潑；昆蟲有大有小，小的雖僅似豆粒，卻刻畫得十分精細，須爪畢現，雙翅呈透明狀，鮮活如生；兩只烏龜是以側上方俯視的角度進行描繪，前后的透視關系準確精到，顯示了作者嫻熟的造型能力和精湛的筆墨技巧。畫面中 24 只小動物均勻地分布，它們之間并無關聯，亦無一個統一的主題，但每一件動物都刻畫得十分精確、細微，甚至從透視角度觀之也無懈可擊。
此圖描繪江南水鄉牧童牧放水牛情景。作者攝取湖山波渚一區，右端置茂木，左端繪坡地山丘漸遠，中為湖泊河汊，平遠開闊，水牛在水邊踱步，牧童或在牛背上戲耍，或在樹蔭下閑坐。整幅畫布局疏朗有致，虛實變化豐富，描繪筆法勁健，有很高的藝術水平。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而中華文化的起源離不開牛的赫赫功勞。首先，牛個頭大，體格壯，性格溫順，憨厚老實；其次，農耕興起后，牛就立刻成為主要的生產工具，干活賣力，所以，牛也成眾多字畫的必選題材，各種牧牛圖、斗牛圖層出不窮。祁序就是北宋時期畫牛的代表人物，曾創作過二十多幅關于牛的畫作，而《江山放牧圖》是流傳下來獨本。
全圖共畫 1286 匹馬和 143 人，顯示了大唐帝國的強盛，充分展現了原作者集群馬成勢的藝術能力。《臨韋偃牧放圖》是李公麟唯一的存世之作，彌足珍貴。畫中展現了皇家牧場的浩大場景：馬倌趕著擁擠的馬群在丘陵中魚貫出現，馬匹在平川上散開，自由自在地吃草、奔跑、嬉戲、翻滾，千姿萬態，有聚有散，有虛有實，構思非常巧妙，場面也極為壯闊。
器腹外壁的一側就是著名的鸛魚石斧圖。鸛鳥文化是鳥類文化中起源較早的一種文化，而《鸛魚石斧圖》中所繪鸛鳥更是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中罕見的繪畫珍品。
“鸛鳥銜魚”的場景是古時先民在水邊生活時所觀察到的場景，不僅在新石器時代，后世也多有諸多記載。該陶缸最初被發現時，對于這一圖中所畫水鳥所屬種類有過討論和質疑，現大多數研究人員認為是圖中所繪是一只白鸛，一般認為鸛鳥銜魚有著圖騰含義，代表的是鸛氏族打敗了魚氏族的功績。
魚類是彩陶仰韶文化中最常見也是最典型的動物紋飾之一。陶缸上鸛鳥所銜的魚，看起來有一定的重量，因此使得鸛鳥身體后仰發力，魚的尾部也仍在做最后的掙扎擺動。
鸛鳥是一種常見的水鳥，形似鶴，亦如鷺，嘴長而直，翼大尾短、善飛。以魚蛙昆蟲為食，為按季候遷居之鳥。我國常見的有白鸛和黑鸛。分別為通體白色毛羽脖頸較直的白鸛和黑色毛羽曲頸的鳥鸛，陶畫中所繪的是一只白鸛。
鸛鳥非常擅于捕食魚類，并且其捕魚的方式是筑巢蓄水，捕魚之后置于其中，這一捕魚技能另以漁獵為重要生產活動的人們心生崇拜，依據鸛鳥的圖騰崇拜也就不足為奇了。遠古時代的中原便有古老氏族以鸛鳥作為圖騰。《山海經》中曾把這種以鸛鳥為圖騰的氏族稱為“讙頭國”、“驩頭之國”。《海外南經》講“讙頭國在其南，其為人人面有翼，鳥緣，方捕魚。一曰在畢方東，或日讙朱國”。
鸛鳥在古代和人們的生活具有相當密切的關系。《禽經》一書曾講“鶴仰鳴則晴，俯鳴則陰。”可見古人曾經以它的鳴叫方式來推測氣候的變化，幫助人類認識生態環境氣候變化，認識和總結自然規律。《詩經·幽風·東山》中還以它的鳴叫來比興怨婦的哀怨。例如其中講到士卒的妻子哀怨之情時，就首先講到“鸛鳴于垤，婦嘆于室。”
陶鷹鼎，也稱鷹型陶鼎，出土于一座距今 5300 年前的成年女性墓葬，是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中出土的唯一一件以動物塑形的陶制品，說明了鷹在仰韶先民心目中有著某種重要且特殊的意義。
鷹鼎最初被叫做鸮鼎，后來研究認為陶鼎的形狀為鷹類，故稱陶鷹鼎。鸮是我國古代對貓頭鷹一類鳥的統稱，用來命名鸮形目猛禽，鸮大多習慣在黃昏或夜間活動，民間又稱其為“夜貓子”。在大部分地區，鸮被視為不吉利的鳥甚至叫它“報喪鳥”，特別是它夜間發出的哀鳴般叫聲。
但鷹卻不同，喙和爪子都呈彎鉤形，鋒利無比，鷹的視野廣闊且對目標敏銳度極高，在高空也能輕易發現地面微小的獵物，鷹的嘴也特別尖銳鋒利，能夠輕易地咬破獵物身體。陶鷹鼎有一雙又圓又大的眼睛，高挺翹曲尖利的鷹嘴，生動形象地展示了鷹的凌厲之勢。
在中國史前時期，人們對鷹類猛禽的崇拜是較為普遍的，帶有鷹類猛禽形象的器物見于各地的史前文化遺址中。仰韶文化等農業區則以鷹鳥造型陶器和陶飾為主，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在內的游牧及農牧交界地帶的鷹鳥崇拜形式多見玉器等飾品和飾件。研究認為，以陶鷹鼎為代表的史前動物造型陶器開啟了商代鳥獸形象青銅器之先河。
對于鷹的崇拜甚至在世界各國文化歷史中也是常見的，比如古羅馬帝國軍團的鷹徽、俄羅斯帝國和拜占庭帝國的雙頭鷹國旗，中國的滿族、蒙古族、哈薩克族等游牧民族都有神鷹崇拜歷史。鷹作為被眾多民族崇拜的對象，或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或是歷史與文化的印記，或是因為物種珍貴而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熱愛。
彩陶人面魚紋盆是新石器時代時期兒童甕棺葬的棺蓋葬具，盆中繪有魚紋與人面魚紋，人的眼睛、嘴巴部位都與魚形巧妙結合，形成了神秘的人面魚紋，引發了學界諸多猜測。陶盆內魚紋與人面交錯分布，魚兒圍繞在人面前后，彷佛在人面存在于活躍的魚群中。
自人們發現魚能食用開始，人類對魚的崇拜也就開始了，甚至成為了一種美好的文化象征。時至今日，我們在過年時也會許下年年有“魚”的美好期盼，祝愿生活富足。可見魚崇拜的生命力之強。
彩陶貼塑人紋雙系壺是極為罕見的彩陶藝術品，整體充滿了神秘的色彩。一般認為該陶壺并非生活用具，而是禮器或專門制作的葬具。細看壺身，我們可以發現該陶壺上除了最特殊最吸睛的人紋貼塑之外，還分布有好幾處蛙紋，也稱神人紋。蛙紋具有祈求多子多福、風調雨順、辟邪消災的文化寓意。
青蛙是蛙科褶蛙屬的兩棲類動物，常見于華南華北的中原和丘陵地區，適于水陸兩棲環境生活，大多在夜間活動，以昆蟲為主食，食昆蟲絕大部分為農業害蟲，是一種對農業有益的動物。相傳，在仰韶文化時期的馬家窯文化氏族中，發生了一場給族群帶來了幾乎滅頂之災的水患，在這種對大自然威力和死亡的恐懼下，先民希望能獲得像蛙一樣能在水患中存活的本領，希望能擁有或借助蛙的能力來庇護自己的氏族。蛙之所以能獲得先民的敬仰和崇拜的原因是多樣且復雜的。
首先，蛙的喉門軟骨上方有一處能發聲的聲帶。正所謂“蛙鳴雨至”，雨天便是青蛙叫得最頻繁的時期。而蛙也正是因為這一習性，曾被很多族群當作水神或雨神，通過祭拜青蛙來祈求雨水，趨吉避兇。其次，蛙類有著較強的生殖能力，每次能排卵約 3000 到 6000 粒，受精后 4 到 5 天便能孵化發育成為蝌蚪，這也與當時的生殖崇拜不謀而和。除此之外，蛙的形態多變，能以冬眠的方式延長生命，因此也被視為“不死之神”。
在山西省襄汾縣陶寺遺址的大型墓發掘出四件內部繪有蟠龍紋的陶盤，而此盤則是這四件中保存最好、紋飾最清晰的一件。陶盤內壁施黑色陶衣并磨光為地，蟠龍紋以朱紅彩繪制而成，尾部模糊不清。龍紋作蟠曲狀，頭在外圈，身向內卷，尾在盤底中心，紅鱗紋遍飾周身，圓目巨口，利齒長舌，身體飽滿而外張。
蟠是“伏在地面上”的意思，蟠龍指的是伏在地上的龍或盤成一團的龍。在中國民間傳說中，蟠龍指蟄伏在地而未升天之龍，龍身盤曲環繞，是上古神龍之一。《太平御覽》：“蟠龍，身長四丈，青黑色，赤帶如錦文，常隨水而下，入于海。有毒，傷人即死。”在古代傳統建筑中，盤繞在柱上的龍和裝飾樁梁上、天花板上的龍也均習慣地稱為蟠龍。
蟠很多時候也被用來指蚯蚓等地下的蟲，寓意不高級，所以也有說法稱蟠龍是遜于蛟龍的沒角下等水龍。彩繪蟠龍紋陶盤出土于具有大規模陪葬品的大型墓中，不僅是墓主人身份與社會地位的象征，也可能是該地區氏族的圖騰徽紋。
戰國時期雕刻動物形象漆器的代表之作，其上雕刻著鳳、鳥、鹿、蛙、蛇等共計55只動物組成連續性的圖案，左右對稱、美觀大方。
座屏中間的兩只鳳凰的鳳喙相對，神情威嚴，鳳爪孔武有力；身后的梅花鹿呈躍起式，鹿腿、鹿頸、鹿身呈流線型，栩栩如生，恰似疾馳在原野之上；四只飛鳥呈俯首狀，鳥爪緊抓蛇身，顯得勇猛剛勁，活靈活現。仔細觀察底座所雕刻的的小蛇與大蟒，可以發現每條蟒身都刻有凹線，既似盤旋交織，又像在扭曲游動，線條流暢、姿態各異。整件作品，無論是動物外形的處理還是動物肢體語言的刻畫，無一不體現出戰國時期楚國人民雕刻工藝之精湛絕倫。
在木雕小座屏中，鳥的沖擊、鹿的跳躍、鳳的爭鳴、蛇的纏繞，五十五只動物在狹小的空間范圍內交叉折疊，疏密得當，相互爭斗的同時又相互聯系，這種抽象與寫實的處理手法給這件作品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超越了自然的一般的具象模仿。
鴛鴦形漆盒為木胎胎質，由兩半膠合而成，整體看上去像一只浮水的“鴛鴦”—翅膀微微上翹，尾部平伸，雙腿蜷曲。器身肥碩，內部鑿空，背上有一長方形孔，上有一個浮雕夔龍蓋。頸下有一圓形榫頭，可嵌入器身頸部的卯孔內，頭部能自由旋轉，拔出后里面的榫眼可作為出水口，具有很強的實用功能。
古代文人和民間傳說都認為鴛鴦是恩愛、癡情的象征。《孔雀東南飛》結尾處，焦仲卿與劉蘭芝雙雙赴死化作鴛鴦：“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旁……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東晉干寶的志怪類小說《搜神記》中記載了韓憑夫婦，他們的故事與焦仲卿夫婦相似，死后也化作鴛鴦。初唐詩人盧照鄰在《長安古意》中的詩句“得成比目何辭死，愿作鴛鴦不羨仙”更被人們千古傳誦，鴛鴦也被稱為愛情鳥。
1973 年出土于長沙子彈庫楚墓一號墓穴，描繪墓主人乘龍升天的情景。采用單線勾勒和平涂、渲染兼用的畫法，已見我國后來繪畫技法的雛形。堪稱中國古代繪畫發展中極為重要的里程碑。
出土于戰國晚期，是中國現存最早具有獨立意義的完整繪畫作品。畫中側身站立的婦女兩手向前伸出，彎曲向上，做合掌狀狀態。婦女的前方繪有一只鳳，鳳展翅飛舞，它引頸抬頭，鳳尾上的翎毛還清晰可見。一種解釋是龍鳳導引靈魂升天。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馴養家蠶、繅絲織綢的國家。早在黃帝時代，就流傳下“嫘祖始蠶”的故事；大約在戰國時期，古希臘人已經稱中國為“絲綢之國”；到了漢代，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和興盛，絲綢成為中華文明的標志之一，傳向世界各地。中華文明史始終與桑蠶、絲綢密不可分。
蠶絲的獲得需要經歷養蠶、結繭、繅絲三大過程，其中養蠶的難度最大，因為蠶寶寶非常嬌弱，所以被古人視作“天物”。素紗襌衣由精繅的蠶絲織造，當時的蠶是三眠蠶，就是三次休眠三次蛻皮的蠶，吐出的蠶絲細，所以素紗禪衣只有49 克重。而當代的蠶是四眠蠶，所以吐出來的蠶絲也更粗更重。
羊是最早被人類馴化的家畜之一，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羊一直被視為是善良與吉祥的象征。紅地對樹紋罽袍中的山羊形象更加具有異域風情，整體風格顯示出典型的希臘、羅馬裝飾藝術特色。
絲織品中的獅子形象是絲綢之路上多種文化因素相互演化的結果，獅子實物雖在漢代已傳入中國，但是直至北朝才進入絲綢圖案，主要受印度和波斯影響，與中西亞威猛的獅子藝術造型相比，北朝方格獸紋錦的獅子紋樣略顯溫順。因為在佛教的影響下，獅子的護法辟邪作用被強化，一改熱帶草原上兇殘、勇猛與暴力，成為吉祥象征物形象。獅子不僅有著作為百獸之王的威猛神勇，也常以被馴化的佛與菩薩的伴侶及坐騎形象出現，作為護法侍衛來襯托佛陀力量的神圣、智慧及尊貴。
圖中的獅子正張開大嘴，露出尖尖的牙齒，兩條前腿半支撐著坐臥在青青草原上，全身棕白色的毛，自然、古拙的線條勾勒出蓬松的鬃毛，強壯的尾巴左右擺甩，顯得威武而強大。
該冠是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絲帛制成，前部飾有九條金龍，口銜珠滴，下有八只點翠金鳳，后部也有一金鳳，共九龍九鳳。
中國古代皇家首飾不僅作為一種富貴來炫耀，更主要的是為了體現佩戴者的尊嚴。皇帝皇后至高無上，因此人們用龍鳳來表示，在中國古老的傳統中，龍是鱗蟲之長，鳳為百鳥之尊。珠寶鑲嵌而成的吉祥如意花朵與金龍翠鳳集中在一起，從而達到尊長與祥和的統一。
滇王金印純金質地。印紐和印身是分別鑄成后焊接起來的，印紐為蛇形，蛇頭伸向右上方，微微抬起，背上還飾有鱗片紋。
根據漢代的規定，賜給太子及諸侯王的金印一般是龜紐，賜給臣服國國王的金印紐則多用蛇、駱駝等造型。但是這枚金印的印紐之所以是蛇形，還因為在云南地區一直盛行著對蛇的崇拜。云南地區蛇類極多，而且蛇的行進速度很快，又多有毒性，所以令滇人十分恐懼，這種恐懼逐漸轉化為一種崇拜，于是蛇的形象也成為了象征平安的圖騰，常常被裝飾在青銅器當中。
唐龜負論語玉燭酒籌鎏金銀筒是唐人飲酒時盛放酒令的籌筒。玉燭的座是銀龜。據《禮記·禮運》記載：麒鳳龜龍，謂之四靈。龜是是“四靈”中唯一現實中存在的動物，其他龍、鳳、麒麟都是傳說中的，由于其具有耐久力和綿長的壽數，便有“龜一千年生毛，壽五千歲謂之神龜，壽萬年日靈龜”等說法。龜象征長壽，是道家的祥瑞之物。
漢代的馬既是一種長途交通運輸工具，又是戰爭時期的重要軍事裝備。為了開拓疆土、武裝騎兵抗擊北匈奴游牧部落的長期侵擾、鞏固國防，漢代曾一度積極建設騎兵，因而非常重視馬的培育與改良，專門設立了馬政，在甘肅一帶建立育馬基地，引進西域良馬，飼養了幾十萬匹優良的馬匹。
這組雕塑以馬踏匈奴為核心，重點突出了馬匹腹部和遭壓制的匈奴潰兵。由于花崗巖材質堅硬易碎，也由于漢雕刻風格的樸素幼稚，導致這尊雕塑無法像秦兵馬俑一般栩栩如生。但還是努力的復原了戰馬身體細節，以渾厚有力的線條，勾勒出尖厚雙耳、圓瞪的眼球、張大的鼻孔，以及略弓的后退之勢。
在唐代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日常生活中，馬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為了保障國家特別是軍事上對馬匹的需求，唐朝政府以監牧制度管理政府牧場的養馬事宜，監牧最多時曾達七十多個，養馬數量超過七十萬匹。除了本地馬外，唐政府還從周邊少數民族地區以互市和貢馬形式大量引進優良馬匹，當時入唐的“胡馬”優良品種達八十個以上，這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昭陵六駿”為白蹄烏、特勒驃、颯露紫、青騅、什伐赤、拳毛騧。這六匹馬可不是一般的馬，它們都是唐初跟隨李世民平定天下的戰馬。
白蹄烏：純黑色駿馬，四蹄為白色。曾跟隨李世民征討薛仁杲。薛仁杲割據隴西，是薛舉的兒子，薛舉本來實力強悍，一度大敗唐軍，卻在 618 年猝然病逝，其后薛仁杲繼承父志。不久，李世民率大軍征討薛仁杲，經過兩個多月的僵持后，李世民在淺水原大敗薛仁杲。這一戰中李世民所騎的戰馬就是白蹄烏。
特勒驃：黃馬白喙，毛色黃里透白。曾跟隨李世民平定征討宋金剛。宋金剛依附于劉武周，并建議劉武周南下取太原，于是和唐軍發生了一系列的沖突。619 年冬天，李世民奉命征討劉武周和宋金剛，在這一戰中，尉遲敬德降唐。第二年，劉武周和宋金剛大敗雙雙逃往突厥，都被突厥殺死。當時李世民所騎的戰馬就是特勒驃。
颯露紫、青騅、什伐赤：此三匹馬曾跟隨李世民征討王世充和竇建德。其中颯露紫的前胸中了一箭，丘行恭在幫它拔箭。620 年開始，李世民率軍征討王世充，所到之處各地紛紛投降，王世充的洛陽城成了一座孤城，不得不求救于竇建德。竇建德在吞并孟海公之后支援王世充，結果李世民把這兩個割據勢力一起滅了。此戰中，李世民騎了以上三匹戰馬。
婁睿墓墓道所繪的鞍馬出行圖壁畫，采用長卷式構圖，分成若干段，每段前有二騎作前導，后面八騎跟隨。畫面由主騎和從騎、駿馬構成，群馬圖像，錯落重疊，轉側騰躍，揚首縮蹄，翹尾振纓。畫家以高超的線描技巧，勾勒出馬兒奔跑、驚馳、嘶鳴之狀。不僅線條千變萬化，頓挫有力，如行云流水，而且眾多馬匹無一雷同。
寬大的墓壁上描繪出山間野外聲勢浩大的狩獵出行場面。由四十多個騎馬人物、駱駝鷹犬組成的陣容龐大的狩獵隊伍，浩浩蕩蕩地奔馳在大道上。整個畫面人物排列有序，最前方以四匹奔馬為前導，接著是左右旗手，中間簇擁著數十騎，領頭的人物身穿藍灰色長袍，騎一高駿白馬，其后有十數騎緊緊跟隨；隨從中有的抱犬，有的架鷹，還有兩個騎者鞍后置有紅色圓形帶流蘇的坐墊，其上分坐一獵豹；最后是兩匹馱運輜重的駱駝和殿后的隨從。整個畫面布局虛實相間、疏密有致，疏處不顯其空，密處不顯其亂。馬蹄嗒嗒，旌旗獵獵，人馬喧鬧著從山林中穿過。
唐朝的狩獵活動，具有十分明顯的軍事訓練方面的性質。在狩獵之前，還要有充分的物質準備。《書》記載，唐朝設有雕坊、鶻坊、鷂坊、鷹坊和狗坊。雕、鶻、鷂、鷹都是一些猛禽，可以用來狩獵。至于獵犬，因其嗅覺敏銳，也成為打獵的“標配”，它們較多地出現在唐代壁畫中。《狩獵出行圖》中的獵犬被主人抱于懷中，更顯其與主人的親密關系。圖中的狗皆豎耳尖嘴，瘦身長腿，頗似波斯犬。這種犬源于中亞、西亞，唐時波斯、中亞諸國常以犬進貢。
古代繪畫中包含車馬狩獵元素的不少，但像《狩獵出行圖》如此宏大的畫幅卻很少見。它不僅使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了章懷太子李賢生前外出狩獵的情景，而且為研究唐代王室狩獵的真實生活提供了珍貴的資料。NG體育電子游戲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