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石雕Animal stone 
劉敦愿｜夜與夢之神 ——鴟鸮
2024-08-26 13: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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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列表劉敦愿（1918—1997），湖北漢陽人。山東大學歷史系、中文系教授。知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美術史學家。劉敦愿先生在投身古代美術方面研究的同時，寫過很多關于古代動植物題材的文章，這些文章如滄海遺珠散落在劉敦愿先生學術的一生。
本書編者、劉敦愿先生學生鄭巖教授表示，“先生通過描述圖像的風格，剖析其意涵，來推想古人對自然資源的認識、改造與利用，復原彼時的生態環境與社會生活，追蹤古族的征伐與遷徙，再現悠遠的宗教禮儀與信仰，呈現出考古材料多方面的價值。”《澎湃新聞·古代藝術》節選書中《夜與夢之神 ——鴟鸮》這一篇章予以刊發。
梟，俗稱貓頭鷹(圖1），古名鴟鸮（音chī xiāo），也簡稱為鸮或鴟。在中國，長期以來，梟被認為是形貌與聲音都很丑惡的不祥之鳥，因而表現在古代花鳥畫方面，從不見描繪，陶瓷、刺繡等工藝品與民間藝術也不用作紋樣母題。到了近代，盡管科學研究證明梟類是捕鼠能手，是應加保護的一種益鳥，但傳統的迷信思想，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但是，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日益豐富起來的地下出土資料改變了人們的觀感，考古發現證明在遠古的歲月里，事實并不是這樣。在公元前第二個千紀的后半葉，在商代晚期（殷墟文化期）以及西周初期的藝術品中，梟類題材是很盛行的，無論是寫實的雕塑藝術品，還是以青銅器為主體的裝飾藝術品，大多制作精工而造型優美（直到今天我們還可以從中汲取有益的營養，作為藝術創作的借鑒），反映出梟類在中國古代曾受到人們的崇拜與喜愛，同后世那種對它的鄙視與厭惡，形成強烈的對比。這個問題很值得探討。
梟類題材藝術作品的豐富與優秀，與中國古代的宗教崇拜對于夜禽的重視有著密切的關系。
猛禽是食肉的鳥類，其中晝禽如鷹、隼、雕、鷲之屬，它們的性格鷙烈，姿態矯健，回翔天際，搏擊迅猛，為大自然增添壯觀，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自古以來，在文學、藝術與宗教崇拜中，世界性地受到重視，直到今天還是如此。至于其中的夜禽梟類就不然了，由于其形貌奇特、鳴聲難聽，又在夜間行動，相形之下就不那么受到重視，甚至還招致人們的厭惡，引發一些誤會與反感。這些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能察覺到的事情。
雖說如此，但由于時代的不同，民族與地區的不同，宗教崇拜與風俗習慣也有所不同，況且人們對于某些動物的好惡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化的，情況十分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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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禽中的晝禽，在中國古代也曾受到過贊美，例如《詩經 ·大雅 ·大明》描述商周之際武王伐紂時的情景說：
但是，在中國古代并沒有把鷹隼之類的猛禽加以神圣化，也許因此之故表現在藝術上，明確可以確認是鷹類的作品屈指可數。陜西華縣仰韶文化遺址中曾出土過鷹形的陶鼎（圖2），軀體擴大作為容器，粗壯的雙足與下垂的尾羽構成鼎足，泥丸貼成雙目，炯炯有神，美觀與實用結合得很好，應是中國最早的鳥尊；實用之外，有無宗教方面的含義不詳。新石器時代晚期，可能屬于典型龍山文化的一批刻紋玉圭與透雕玉佩中，一再發現關于鷹的描繪——雄鷹昂首向天，鉤喙上指，兩翼微斂，雙足向外分張，趾爪剛勁有力，英姿勃發，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因系傳世品，不知出土地點，因而時代曖昧不明。后來有了日照兩城鎮玉錛的發現，用作對比參訂，學者們認為應是龍山文化系統的遺物，并與鳥圖騰崇拜習俗有關，影響及于商周時期（圖3）。這一“假說 ”雖然還缺乏旁證，但東部沿海地區在特定的時間內，曾流行過對于鷹的崇拜，這種可能性卻是存在的。不過在商代與西周青銅器中，無論是鳥紋還是鳥尊中，可以明確指為鷹隼的幾乎沒有，只在玉器中多少有些體現，可見這一崇拜已逐漸消失掉了。春秋晚期青銅器中，曾發現一件制作精工、結構靈巧的鷹尊，從這個銅器銘文 “子乍（作）弄鳥 ”來看，制作目的顯然是為了觀賞，而與宗教崇拜無關，此外還發現過一些鷹首壺，性質想也相近（圖4）。至于西漢時期的繪畫藝術中，如河北定縣出土的金錯車飾圖像中，曾見到野生狀態的鷹；山東漢畫像石藝術中所描繪的，則都是馴服了的鷹，只是狩獵場面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那就更沒有什么神秘的意味，在藝術表現上也顯得缺乏精彩。
至于作為夜禽的梟的情況則大不一樣，有關的藝術品數量的豐富有些出人意料。最早的藝術品也見于仰韶文化時期，陜西華縣出土了鷹鼎之外，也出土了梟頭陶塑。這件陶塑作半球形，雙目向前，并有羽毛構成的眼盤，劃出耳孔，以錐刺紋表示褐色羽毛上的斑紋，梟的特征鮮明，表現手法簡練（圖5）；河南陜縣廟底溝出土的仰韶文化時期的陶塑鳥頭，雙目圓大，深深凹入，左右并列，所表現的似乎也是梟（圖6-1）；遼寧阜新紅山文化遺物中，發現小型玉飾中有刻作飛翔狀的梟（圖6-2）。由此可見，猛禽中的夜禽，也與晝禽一樣，在中國史前時期便已受到人們的重視。
在此之后很長的一個階段里 ——新石器時代晚期與青銅時代早期（二里頭文化期），以至商代早中期（二里崗文化期），情況不詳。
到了商代晚期（殷墟文化期），以青銅器為主體的裝飾藝術蓬勃興起，其上的紋樣以動物題材最為豐富，主要是鳥、獸與爬行動物，個別的還有昆蟲。鳥類中，梟類題材特別豐富，鳳鳥反而很少，如上所言，明確可以指定為鷹類的幾乎不見。梟的形象，無論是寫實的，還是裝飾性的，特征都非常鮮明突出 ——雙目向前，并有圓大的眼盤，聳立在頭上的毛角（梟類有長耳鸮、角鸮，也有無角的，但都有眼盤），與其他鳥類極易區別。其中少量的是白石雕刻與小型玉飾，最多也最精美的是青銅器上的裝飾 ——塑作梟形的鸮尊與鏤刻在各種器皿上的鸮紋。這類青銅器的出土，大多因盜掘關系而不知出土情況。近年來安陽殷墟婦好墓的發現，由于隨葬品保存完整，給予我們十分深刻的印象。其中，大型鸮尊，通高在 46厘米左右的即有兩具（圖7）；虎與鸮兩種紋樣組成的圈足觥一對；汽柱甑形器與偶方彝上都飾有側面形象的鸮紋；刻有鸮紋的石磐一件；可以明確定為鴟鸮的玉雕小件裝飾品，就有 6件之多。一墓之中梟類題材的藝術品能發現如此多的數量，這種題材在當時的盛行，由此也就可以窺見一斑了。
商代晚期的青銅器，種類與形式眾多，結構復雜，紋飾內容豐富，處理技巧多樣化，可以說是 “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而且給予當時的其他藝術，如雕刻、書法以及白陶、象牙、骨器、木器等工藝品以重大影響。但是，青銅器紋飾雖說豐富，然而又不是包羅萬象的，其中的動物，現實的與神話的，也不過是有限的十幾種或幾十種，顯然是有所選擇的。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大多是禮器，也就是 “宗廟重器”，其上的紋樣都具有神圣的性質，不同于一般；梟類題材在青銅器上不厭其煩反復出現，顯然具有特定的含義，不過這種含義究竟是什么，史無明文，還有待我們進行探索。
商代有關梟類題材的藝術品，表現形式是多樣化的，有立體的雕塑，也有平面的鏤刻，有的比較寫實，而絕大部分裝飾性非常濃厚。實際上這兩種裝飾方法與藝術風格往往交錯運用，情況相當復雜。
白石雕刻的鴟鸮，安陽西北岡商代晚期大墓曾發現一件，通高32厘米，背后有一鑿槽，大約原作柱礎之用（圖8）。這類白石雕刻還發現有坐虎、臥牛、蟾蜍與人像，只出土于殷墟宮室與西北岡王陵區中，數量極少。
在殷墟還出土了一件陶塑的鴟鸮，通高 20余厘米，黑色，軀體簡化成幾何形體，而頭部則是寫實的，背部有管槽，通到頭部，用途不詳，也是一件很難得的佳作（圖9）。
最精彩的是一批青銅鑄造的鸮尊，無論從雕塑藝術還是裝飾藝術的角度來衡量，都是非常杰出的藝術作品。
鸮尊大多采取站立的姿勢，利用梟頸部粗短的特點，把整個頭部作為器蓋，軀干作為器腹，界限置于很隱蔽的位置，雙足與尾羽構成器足，結構自然而放置穩固；頭顱圓渾，其上聳立毛角，大而突起的雙目，襯以眼盤，更覺炯炯有神；直立的軀干，配合垂直的尾羽，簡化成角狀而上翹的雙足，向前伸出，既增加了全器的穩定感，也使得整個形象挺拔雄健（圖10）。凡此種種，都予人以英俊、猛鷙而又十分沉靜的感覺，造型非常優美，完全可以糾正后世認為梟形象丑惡的成見。
鸮尊除了上述這種三足的處理方法而外，也見只塑作兩足的例子（圖11）。這類鸮尊的雙足完全是寫實的，趾爪雄健有力，不必借助尾部的支撐，便能穩固地站立，成功地處理了整個器物重心的問題（圖12）。中國古代雕塑藝術中的這個問題，因青銅鑄作的 “馬踏飛燕 ”的出土，曾引起過廣泛的重視與高度的贊賞，實際上，遠在商代晚期，在鸮尊的鑄作上早已做了嘗試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這些鸮尊不僅非常技巧地、和諧地解決了美觀與實用相結合的問題，而且保持了作為一種雕塑藝術品的完整性。盡管鸮尊全身滿布刻鏤深沉、種類繁多的裝飾紋樣，但并不因此而忽略形象的塑造、猛禽性態的刻畫，從而使得整個梟形圓渾飽滿，從許多角度進行觀察，都可獲得美觀悅目的效果。中國古代雕塑藝術品遺留下來的為數極少，這類鳥形尊彝便成為我們推考當時雕塑藝術成就的重要根據。
商代晚期梟類題材的廣泛應用，在裝飾與雕塑兩個方面都表現了技巧的純熟，收到了得心應手的效果。例如有的鸮尊把頭部簡化為相當規整的半球體，喙部與毛角也都省略了，整個頭部主要由雙目與眼盤構成的兩組同心圓組成，軀干縮短簡化，用簡單的幾何形體表示出胸腹雙翅的區分，并配合以明快優美的渦紋，手法十分大膽，予人的印象卻非常強烈（圖13）。又如，在美觀與實用的結合上，不限于只用鸮尊一種形式，也常用來裝飾提梁卣 ——采用兩梟相背的形式，頭部仍然置于器蓋之上，也各有雙足，尾部簡化示意，形同省略掉了，保持了器的圓渾，也極為別致（圖14）。這種處理方法實際上比單獨塑作梟形的難度要大些，但效果同樣是很成功的。
平面的裝飾中，梟多采用正面的形象，即頭部是正面的，而身體則分列在左右兩側，實際上就是一首兩身，這乃是商周青銅器經常運用的一種裝飾方法，如有的虎、牛等紋樣經此處理，便好像是另一種特殊的神話動物了，但梟形象卻無此感覺。有的圖像由于加大了頭部，使得梟特征更加鮮明，并取得童話插圖般的情趣，十分親切可愛（圖15）。
少量的紋樣采取側面的形象，圖像除了少數個別的之外，大都很小，作為其他紋樣的陪襯，不占重要位置；有的銅觥的鋬部也往往塑作梟形，頗具巧思，也可見這類題材運用的廣泛。
圖 15 商代晚期立鳥鸮紋方斝 高 30.7 厘米，英國康普頓沃尼博物館藏
把眾多的圖像組織在一件器物之上，并且雕刻（圓雕與浮雕）與平面的刻鏤相結合，是商代晚期經常使用的裝飾方法，并為西周初期的青銅器藝術所繼承。這在梟類題材的藝術品上表現得相當突出。
一般的鳥尊，除了用鱗甲狀的紋樣表示褐色有斑紋的羽毛之外，往往用一條蜷曲的龍蛇表示翅膀，而胸部空白處填以獸面紋或蟬紋。近年發現的鸮尊有紋樣非常復雜的，如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大型鸮尊（圖16），頭、胸、翅、足、尾各部分，都滿布紋飾，或由各種紋樣組成：頭部鳥喙前伸，上面刻一蟬紋，雙目沒有眼盤，與毛角組成一個獸面，而每只毛角又是一條具有菌狀角的魚或龍，這具獸面后部空隙處，各填有一條魚或龍；頭部前半是固定的，只是后半才能開啟，又是一個獸面，額上一個圓雕的鳥形紐，鳥有毛角，也應是鸮，獸面的鼻上有一圓雕的夔龍；頸部前方左右各有一條怪夔，后方又是一個獸面，器鋬的上端近頸部處又是一個獸面；胸部是一個以蟬紋為基礎的獸面；雙足上各有一個夔紋。這個鸮尊后部，翅與尾之間，浮雕一只小鸮，兩翼橫張，正在飛翔——商周時期的梟類形象，無論是作正面的還是側面的，都是靜態的，只有這一例是動態的，因此很可珍貴（圖17）。從以上的介紹，可以看出這件器物，總的印象是一只站立的鸮，而這只鸮又由十余個紋樣構成，而且紋樣之中又有紋樣，內容可謂豐富極了。
婦好墓鸮尊是以各種紋樣來裝飾鸮的形象的典型例證，在另外場合，梟類紋樣自然也可用來裝飾別的一個動物形象或一件器物。商周時期觥這種酒器結構復雜，裝飾十分華麗，往往集中了大量的紋樣。例如一件出土地點不詳、如今已經流落海外的鳥獸紋觥，全形是一只四足的羊，但仔細分析起來，又包括許多復雜的因素，如夔、龍、鳳、鸮、魚、象、獸面、人蛇組合成的圖像，等等，紋樣種類和數量與婦好墓鸮尊同樣豐富，組織安排方法更為奇詭。其中也是以鸮紋為最多，流的前部是一只雙身的鸮，首下的胸部又有一對鸮，鋬手是一只站立著的鸮，器蓋與器身上還有小型的側面形象的鸮，等等。盡管如此，鸮紋仍是居于附屬的地位。
但在一種鸮虎紋觥上，鸮與虎這兩種紋樣組織在一起，大多數情況下，虎居于主要地位，部位在前（圖18-1、18-2），只有個別的鸮居于前，而虎在后（19-1、19-2）。前種情況是將虎頭塑作立體的，置于器蓋的前端，而軀干則鏤刻在流部，鸮頭是浮雕的，置于器蓋的后部，軀干鏤刻在器腹的后部。虎、鸮之外，其他紋樣很少，這不僅是裝飾方法上立體與平面相結合的典型例證，在內容上也必定具有特定含義，下面我們還要談到。
西周初期的青銅器藝術繼承商代晚期傳統，銅器的種類形制大體相同，紋樣也是如此，到了中期便趨于簡化，鸮尊與鸮紋也從此絕跡了。到了戰國末與秦漢時期，在墓葬中又發現了鸮尊與畫有鴟鸮的圖像，如四川青川戰國秦墓出土一件無蓋厚木胎的彩繪鸮壺，通高 32.3厘米；河南輝縣琉璃閣西漢晚期至王莽時期的墓葬中，曾出土兩件陶鸮尊（圖20），形式與結構非常接近青銅的制作，過去曾有零星發現，便被誤作了商代的明器。又，河南濟源泗澗溝西漢晚期墓中，也出土過兩件陶鸮尊，時代與輝縣所出土的鸮尊相近；遼寧旅大地區的西漢墓葬，寧夏銀川平吉堡西漢晚期墓葬中，也有類似的發現。繪畫作品較早的是西漢前期的，長沙馬王堆1號墓出土帛畫與漆棺上都畫有鴟鸮（圖21、22）；河南鄭州新通橋西漢晚期空心磚畫像上，也見到鸮、鸮與虎、鸮與龜與虎三種圖像，這些圖像與上述陶、木鸮尊，也都與喪葬之事有關（圖23）。此外，漢瓦當上居然也偶有所見（圖24）。這些藝術品還存有古意，不過，這已是最后的一些發現，數量既極其微小，造型也嫌簡單草率，也許在民俗學的研究上有些作用，但就藝術方面來說，就微不足道了。
商代晚期梟類題材的盛行與藝術成就的卓越，說明中國古代曾經有過對于這種夜禽的崇拜，但是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特點，卻沒有留下什么系統的論述，現在只能根據梟本身的性態，結合保存于文獻中的零星記載，做些間接的推斷。
第一，中國古代猛禽象征威猛，與兵刑之事相聯系，鷹類固然如此，實際上梟也是如此。
圖 23 漢代繪畫所見鴟鸮 1、3 長沙馬王堆帛畫 2、6 河北定縣車飾 4、5 鄭州畫像磚
前面我們已經引用《詩經》中的例子，說明鷹隼的飛揚，象征軍容的威猛與戰爭的勝利，而《詩經》在《魯頌 ·泮水》篇中，記述西周或春秋前期魯國戰勝淮夷后獻俘祝捷，對于梟類也同樣做了頌揚：
在這里，鸮就是梟，認為梟鳴就是戰爭勝利的象征。認為梟鳴是軍事吉兆的事，即使在很晚的時候也曾有過，南朝劉敬叔的《異苑》一書里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涼州張重華遣謝艾伐麻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果大破之。
六博是戰國秦漢時期的一種游戲，今已失傳，據說以 “梟 ”這種棋子之類的東西作為首彩，“得梟 ”表示勝利，大約是商代以來那種古老風俗的延續。
梟在后世依然受到一定的重視，還表現在官職名稱與一般習慣用語方面，例如西漢時期有 “梟騎都尉 ”的武職。后來 “梟騎 ”“梟將 ”“梟雄 ”等詞匯也長期沿用，用以表示勇猛、雄杰，并非全系貶詞，都還存有古意。
戰國秦漢時期的哲學著作中，往往是 “兕虎 ”并稱，用來比喻威猛與危險，但是我們在商代西周的青銅器上，卻常見虎與梟兩種紋樣共存于一器之上的現象。如前面已一再介紹過的銅觥上所見，安陽西北岡商代晚期大墓出土的白石雕刻，既見到了虎，也見到了梟；故宮博物院所藏 “西周虎鳥紋銅鐘”（圖25），也是虎與梟共存一器。用虎來表猛與危險，直到今天還是如此，而梟在一定時期，竟然可以與虎同等看待，由此也可見梟在古代地位的尊崇，梟類題材的含義必然與虎相似了。
凡此種種，都可能是一種起源古老的傳統的延續，即從野蠻到文明，從原始社會末期到階級社會初期，在軍事民主主義與奴隸占有制下，戰爭與掠奪成為氏族貴族與奴隸主階級的常用手段，提倡尚武爭斗，“不畏兵死”，成為當時重要的道德準則，因此也必然影響到當時的宗教觀與審美觀 ——尊崇猛禽，認為猛禽是軍事勝利的象征，因而梟類題材在商周青銅器藝術上反復出現，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第二，梟類不僅是猛禽，而且是猛禽中的夜禽，這是梟類在中國古代曾經備受尊崇的另一個原因，并且很有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古代的人，對于黑夜、夢幻與死亡這三種自然現象，既感到神秘，又認為互有聯系。古代希臘人的看法最為典型，希臘神話便認為在最深的地下（也就是地獄），住著睡眠與死亡，他們彼此是兄弟，都是夜的兒子。睡眠能夠在地上隨意游蕩，他把人抓住之后又放走，但是死亡卻毫無惻隱之心，如果他抓住了人，就絕不再放走了。在中國古代，人們大約認為梟這種猛禽便是經常與黑夜、夢幻和死亡發生關系的鳥類，因而對它充滿了敬畏的心理，種種有關的崇拜，也就由此而產生了。
商代的人對于夜晚大約是很畏懼的，所以卜辭中， “卜夕 ”是商王占卜的一個重要項目；以長夜來比擬身后，也是世界各地的通例。墓葬的 “墓 ”字，從土莫聲，“莫 ”字就是 “暮 ”字，表示日沒于草中，因此 “墓 ”字也是個形聲兼會意的字。《左傳》用 “窀穸 ”稱呼死后，“窀穸 ”是墓穴，古注認為也是 “長夜 ”的意思。
商代晚期的銅器之所以多鸮尊、鸮卣，以及以鸮、虎為主要裝飾的銅觥，還有曾發現的少量作為柱礎的鸮形白石雕刻，在奴隸主貴族生活中，顯然含有用來保護夜間享宴生活安全的意圖；至于它們又發現于墓葬之中，除了一般的依生前的模式安排喪葬之事之外，這類物件可能又都含有鎮墓獸的作用，用來保證人生 “長夜 ”的安全，與商代墓葬往往殉犬的用意相同。梟類題材的藝術品在秦漢時期，除個別的而外，都發現于墓葬之中，正見這種古代習俗延續的時間相當長久。
《爾雅 ·釋鳥》中兩處記載 “狂 ”這種鳥：一處說 “狂，茅鴟”，“茅 ”可能是 “貓 ”的借字，“茅鴟 ”就是貓頭鷹的意思；一處又說 “狂，?鳥”，“?”是“夢 ”字的繁體，可見茅鴟又名夢鳥。梟類既然被看作夢鳥，如果不是把它看作夢之神，便是充當夢之神與占夢巫覡之間的使者。《山海經 ·大荒西經》也談到狂鳥，“有五彩之鳥，有冠，名曰狂鳥”，但與梟類的形態毛色不符，可能是把梟類神化了的緣故。這種神化了的梟類，在商代青銅器中似有跡可尋，如有的鸮尊與鸮紋，鳥頭上的毛角為一種菌狀角所代替 ——這種菌狀角是一種神圣的標記，常見于龍蛇的頭上，也見于人首蛇身的神的頭上；梟類的頭上既然同樣有所發現，顯然不同一般。（圖26）
綜上所言，梟類在商代曾備受尊崇，它之所以受到尊崇，當然不是如近代那樣，發現它是一種益鳥應加以保護的緣故。這既是古代社會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崇武的道德觀與審美觀所決定的，也是由于青銅時代去古不遠，生產水平依然相當低下，致使許多比較原始落后的宗教崇拜繼續保留了下來，而統治階級本身愚昧落后，對于這些都堅信不疑，同時也有意識地利用來加強神權的統治，并幻想借此為自己祈求福佑。至于梟類題材的衰落，也許與商周兩族的宗教、風俗不同有著一定的關系，但更重要的是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宗教迷信的統治終究在削弱之中。西周中期已把梟類看作一般鳥類，不再盲目崇拜，應是思想有所解放比較正常的現象。但不幸的是，舊的宗教迷信破除了，而新的誤解與成見復又代替了它，此后又把梟看作不祥之鳥，甚至是不孝之鳥，這自然同樣是錯誤的。推尋所以如此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梟類題材的藝術品在喪葬方面運用最普遍，延續的時間也最為長久，因而被人們看作死亡的象征、種種不吉祥之事的預兆。中國古代關于梟類的好惡觀，因時、因地區、因民族而有所不同，其間的差異與變化相當復雜，那已是民俗學研究范圍內的事，與中國青銅時代的藝術無關，這里就不做探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