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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細讀｜解讀古蜀文明走近神秘震撼的古蜀青銅器
2024-09-01 18: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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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列表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考古發(fā)現(xiàn)的青銅器、金器和玉器具有突出的創(chuàng)新性特征，為世界古代文明發(fā)展歷程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中國青銅時代譜寫了豐富多彩的華章。我們應當如何認識這些神秘震撼的古蜀青銅器？一起跟隨“星耀中國”策展人、青銅部研究館員胡嘉麟的文字，探秘古蜀文明吧。
三星堆文化最令人感到神秘和震撼的地方就是以青銅神樹、祭壇和各種神靈動物組成的祭祀神靈系統(tǒng)，以及由高大的青銅人像、各種發(fā)式的青銅人頭像和造型奇異的青銅面具組成的祭祀人物系統(tǒng)。二者之間的結合構成了古蜀人對天地山川、祖先神靈祭祀的歷史場景。張光直先生曾說：“中國青銅時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銅的使用是與祭祀和戰(zhàn)爭分離不開的。換言之，青銅便是政治的權力。”中國古代的宇宙觀分為天地人神不同層級，只有巫覡通過巫術儀式和宗教活動才能溝通分層世界中的天地人神。三星堆遺址的發(fā)現(xiàn)，第一次將中國古史傳說中被認為是“神話”的歷史場景通過實物的方式再現(xiàn)。
在中原文明和古蜀文明的古史傳承體系中，顓頊都有重要的地位。蒙文通先生稱“自黃帝而后，要以顓頊最為杰出”，最大的貢獻在于“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國語·楚語》記載：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顓頊結束了自遠古以來人神不分的局面，從此溝通天地人神需要仰仗巫祝與巫術。《山海經(jīng)》中古史傳承體系不是以黃帝為中心，而是以帝俊和帝顓頊為中心。已經(jīng)有不少學者注意到《山海經(jīng)》描述的“天下之中”不是中原地區(qū)，主要在巴蜀、荊楚之地，其中許多篇章都可能是巴蜀地區(qū)所流傳的典籍。蒙文通先生稱：“《山海經(jīng)》于岷江上游又著岷山、嶓山、崍山、女幾之山、高山、曼山，又著岷三江、南江、北江，《山海經(jīng)》所載至廣，而獨于此岷江上游蕞爾之地載之至詳。”因此，《山海經(jīng)》所代表的文化體系與中原不同，屬于南方文化系統(tǒng)，特別是與巴蜀、荊楚的文化關系特別密切。那些看似“荒誕不經(jīng)”的古史傳說，恰好反映了以顓頊為核心的古蜀文明極重天地鬼神和人神溝通的歷史背景，與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多有契合之處。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太陽形器、青銅神樹，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太陽冠青銅人像，以及各種有太陽紋或太陽神面紋的裝飾題材均反映了古蜀文明強烈的太陽崇拜。這種宗教信仰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范圍許多民族中都存在。有學者通過研究東西方太陽崇拜表現(xiàn)的不同藝術形式提出“將太陽與鳥聯(lián)系在一起，將太陽表現(xiàn)為鳥或將太陽神表現(xiàn)為人首鳥身，并有東西太陽神樹和十日神話的背景，這是中國古代許多地區(qū)都曾經(jīng)有過的傳統(tǒng)思想，具有鮮明的中國的特征”。
古蜀文明的宗教觀念與同時期的中原文明略有差異，中原文明更強調(diào)祖先崇拜的重要性。太陽崇拜在古蜀文明的思想觀念中占據(jù)核心地位，并且通過青銅器表現(xiàn)得相當直觀和具體，這是古蜀文明的一個主要創(chuàng)新處。三星堆遺址發(fā)現(xiàn)的多棵青銅神樹，學術界普遍認為是《山海經(jīng)》等文獻所載的“扶桑”“若木”“建木”。
《山海經(jīng)·海外東經(jīng)》記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山海經(jīng)·大荒東經(jīng)》記載：“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
《山海經(jīng)·大荒北經(jīng)》又記：“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泂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
三星堆遺址發(fā)現(xiàn)的一號神樹和二號神樹均為十枝十鳥，鳥又可稱作金烏。中國古代神話中，大地盡頭的東方海隅有一棵“扶桑”或“扶木”的神樹，大地盡頭西方的天涯有一棵“若木”或“細柳”的神樹，兩棵神樹上停歇著十個太陽，十個太陽都是背負在神鳥背上輪流在天上巡行，故而十只神鳥可以被視為太陽的化身。
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都發(fā)現(xiàn)有抽象的太陽紋和鳥紋，還有飛鳥與圓點組合的圖案，推測可能是太陽鳥背負太陽運行神話的體現(xiàn)。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一件陶方鼎裝飾有太陽紋，說明太陽崇拜的信仰在夏代依然存在。長江流域的太陽崇拜表現(xiàn)得更為直接，雖然時代、地域不同，藝術形式卻基本相同。在公元前6000年—前4500年的高廟文化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將鳥和太陽放在一起構成太陽神鳥的固定組合。例如，湖南桂陽千家坪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紋陶盤，鳥體中央有太陽形圖案寓意著“神鳥載日”。在公元前5000年—前4000年的河姆渡文化中，發(fā)現(xiàn)了數(shù)件裝飾太陽神鳥紋的骨牙器和木器。其中有一件雙鳥朝陽紋象牙蝶形器，雙鳥展翅中間托舉太陽。此外，在良渚文化、凌家灘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中都有太陽崇拜的觀念和相似的藝術表現(xiàn)形式。由此可知，古蜀文明的太陽崇拜觀念、以及神祇形象和組合形式是史前時期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普遍存在的，伴隨著人群與文化的交流融合最終在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構建起龐大的體系。
三星堆遺址的青銅人像和青銅面具氣勢磅礴、莊嚴神圣，具有強烈的地方特點與濃郁的宗教色彩。中原文明的青銅器主要是作為禮器，并不崇尚對偶像的制作。在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長江流域的大溪文化，以及西北地區(qū)的四壩文化都曾有史前時期的人物造像藝術。但是這種人像傳統(tǒng)并未在夏商周時期得以延續(xù)。石家河文化的玉人像與古蜀文明的青銅人像卻存在太多相似的文化因子。因此，三星堆文化的青銅人像無疑是繼承了中國史前文化的造像傳統(tǒng)，并將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以來長江流域普遍盛行的巫覡制度推行到一個鼎盛階段，這是古蜀文明又一個主要創(chuàng)新處。
各種青銅人像和青銅面具大致分為神、巫、人三類，不同的人物形象在身體造型、動作姿態(tài)和衣服裝束上都有所區(qū)別，指明他們的身份地位和職能不同。在以神權為主的古蜀社會中，這些青銅人像和青銅面具是古蜀王國社會結構組織的真實反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青銅大立人像，頭戴獸面高冠，身著雙尾左衽龍紋長衣，雙手呈環(huán)握狀持有神器，站立于獸面高臺之上，代表的可能是大巫師、大祭司一類的領袖人物。身穿長衣短裙，肌肉遒勁的小立人像可能是地位相對較高的神職人員。跪坐小人像多呈持物狀，有的手持牙璋，有的頭頂尊，有的背負罍，表現(xiàn)的可能是正在向神靈供奉祭品的低級神職人員。此外，還有抬杠、負重的跪坐人像代表地位普通的祭祀者，以及具有鳥人造型特點的神人形象。這種神人形象也是長江流域普遍存在的一種藝術形式，例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鳥人玉飾。
青銅人頭像主要有平頭頂辮發(fā)和圓頭頂笄發(fā)兩種，有學者認為這是代表了兩個不同的族群，進而提出古蜀國由兩個族群聯(lián)合執(zhí)政，笄發(fā)是從事宗教活動的神職人員，辮發(fā)族群是從事世俗職業(yè)，執(zhí)掌政治、經(jīng)濟和軍事事務。但是，從三星堆遺址最新的發(fā)現(xiàn)來看，手持龍首權杖的辮發(fā)人像站立于神人面鳥身頭頂?shù)那嚆~尊之上，表明這位人物的身份地位要超越一般的神靈。所以，在三星堆遺址中辮發(fā)族群的社會地位可能高于笄發(fā)族群。
青銅人像是古蜀文明的標志性成就，對周邊地區(qū)也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2010年甘肅張掖山丹縣霍城鎮(zhèn)劉莊村修建水庫時發(fā)現(xiàn)一件青銅人像，頭頂挽左右雙髻，腦后三股束發(fā)辮，狹長的杏形眼，闊鼻方嘴，吻部前突，雙手操蛇，雙腿一前一后作行進狀站在一件器物上，人像左臂和器物均殘失。這件青銅人像的面部特征、發(fā)式服飾雖然不見于三星堆遺址，但是與三星堆青銅人像的整體風格卻有相似性，兩者之間應有密切的聯(lián)系。陜西寶雞茹家莊
國墓地M1和M2分別出土了兩件青銅人像，雙手呈環(huán)握狀持物的造型與三星堆青銅人像相似。從漢中地區(qū)走“陳倉道”，穿過秦嶺即到寶雞。還有一條“儻駱道”也是從漢中地區(qū)進入關中地區(qū)的古道，陜西西安周至縣是這條要道在秦嶺北側的門戶。在這里曾發(fā)現(xiàn)一件與三星堆文化極為相似的青銅人頭像，但是這件青銅人頭像的雙目并不突起，顯然不是三星堆文化直接輸入的器物，可能為鄰近地區(qū)的仿制品。
青銅面具分為人面具和獸面具兩類，人面具為“U”形深漕狀，獸面具基本為平面。關于三星堆青銅面具的使用方式，眾說紛紜。有的認為是作為祭祀對象懸掛使用，有的認為是當作圖騰柱使用，還有的認為是安置在泥質或木質偶像上的裝飾物。《周禮·夏官·方相氏》記載：“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以索室驅疫。”所以面具是神的載體或神的物化，是人神轉化的重要工具和媒介。從考古發(fā)現(xiàn)來看，面具是長江流域廣泛存在的一種文化形式。江西樟樹吳城遺址出土有一件商代中期的紅陶面具，有學者推測可能是鑄造青銅面具的陶范。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有青銅神人大面具，其使用方式與三星堆面具有相似性，都不是人來佩戴的，而是用于懸掛或放置的。在中原地區(qū)青銅面具發(fā)現(xiàn)較少，河南安陽侯家莊西北崗M1004出土有一件青銅面具，人物面部特征更為寫實，其使用方式也是用來懸掛的。
三星堆獸面具的風格與湖北天門譚家?guī)X、湖南澧縣孫家崗發(fā)現(xiàn)的獠牙神面玉飾非常接近，說明這種面具是受到石家河文化的影響。在陜西漢中城固五郎鄉(xiāng)發(fā)現(xiàn)的青銅人面具和獸面具，與陜西西安戶縣老牛坡發(fā)現(xiàn)的青銅人面具和獸面具基本相同。這些青銅面具雖然與三星堆面具的風格有所差異，但可能都是受到其影響的產(chǎn)物。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容器有尊、罍、壺、瓿、觚、盤等，尤以尊和罍的數(shù)量最多，卻沒有中原地區(qū)常見的鼎、鬲、簋。根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的遺跡，尊和罍都盛放有海貝、玉器等物品，與中原地區(qū)作為盛酒的容器不同。所以，有學者認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銅尊、罍并不作為酒器使用，應是祭祀禮器。其使用方法之一就讓人將尊頂在頭上向神靈獻祭，而獻祭物品就是海貝、象牙珠等從其他地區(qū)貿(mào)易交換來的珍貴物品”。這些青銅器是屬于中原系統(tǒng)的青銅禮器，表明古蜀人深知這種“禮器”的重要性。有的器物紋飾制作精細，羽狀列鰭紋極為流行，或與殷墟青銅器有直接聯(lián)系。有的器物合金鉛錫量較高，器物表面泛銀白色，或與漢水流域青銅器有關。有的器型高大厚重，紋飾制作稍粗，與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的青銅器有關。例如，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的龍虎尊與安徽阜南的龍虎尊紋飾主題、結構相似，但是三星堆龍虎尊制作粗糙，顯然系仿制的產(chǎn)品。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的獸面紋尊與湖南華容東山的獸面紋尊造型、紋飾基本相同，都是三段式大口尊，高圈足是湖南青銅尊的顯著特色，三星堆獸面紋尊可能系湖南地區(qū)的舶來品。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的獸面紋罍與湖南岳陽魴魚山獸面紋罍也非常相似，在容器內(nèi)裝盛小件玉器、銅斧、海貝的現(xiàn)象在湖南也曾多次發(fā)現(xiàn)。此外，在重慶巫山、湖北江陵、湖北棗陽、湖南平江、安徽六安等地都出土有與三星堆青銅尊和青銅罍相同或相似的器物。由此可知，三星堆青銅禮器與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的關系最為密切，屬于同一個青銅文化體系。
三星堆遺址三號祭祀坑出土一件青銅頂尊跪坐人像，由青銅大口尊和青銅跪坐人像兩部分組成。青銅尊與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的器物相同，但是頸部所裝飾的三組垂龍飾和垂獸飾卻不見于長江中下游地區(qū)。根據(jù)口沿發(fā)現(xiàn)的短柱形鉚接結構，可知垂龍和垂獸的附件是后加上去的，這是三星堆青銅容器的創(chuàng)新處。青銅尊的圈足與青銅人像頭頂?shù)钠桨彖T接而成，并將青銅尊圈足的紋飾熔鑄掉一部分。因此，這件青銅尊顯然是外來的器物，古蜀人對其添加各種神靈動物，將之融入到本地的祭祀文化系統(tǒng)中。三星堆遺址三號祭祀坑還出土一件獸面紋尊，頸部和圈足鉆有多處圓孔，這種現(xiàn)象在三星堆遺址的青銅器上普遍存在而不見于其他地區(qū)，可能是為鑄接附件特意制作的。所以這件獸面紋尊是古蜀人改制的半成品，顯示了三星堆的青銅工藝受到周邊地區(qū)的影響又有獨特的創(chuàng)造。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牌飾與二里頭文化的非常相似，但不是二里頭文化直接影響的結果。二里頭文化的鑲嵌綠松石青銅牌飾主要是獸面紋。1985年甘肅廣河出土的鑲嵌綠松石青銅牌飾，以及天水市博物館收藏的鑲嵌綠松石青銅牌飾與二里頭文化的相同或相似，顯示二里頭文化與齊家文化之間密切的文化交流。三星堆遺址出土的一件青銅牌飾，整體為非鏤空平板狀，背中部有長突棱，與新疆哈密天山北路遺址出土的相似。天山北路文化為公元前1800年—前1200年，年代大體相當于夏代晚期至商代晚期。
此外，在三星堆遺址還出土有兩類鑲嵌綠松石青銅牌飾，一類是鏤空的幾何紋裝飾，與天山北路青銅牌飾也很相似。一類是具有動物紋因素的裝飾，與二里頭文化和齊家文化有關。因此，三星堆青銅牌飾是中原地區(qū)和西北地區(qū)兩種文化融合創(chuàng)新的結果。
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還出土大量仿玉器的青銅器，包括青銅璧、青銅琮、青銅戈、青銅璋等。仿玉青銅器最早在石峁遺址和陶寺遺址就有發(fā)現(xiàn)，主要是青銅璧和多齒青銅環(huán)。古蜀人延續(xù)了中原地區(qū)龍山時代以來的傳統(tǒng)，有領青銅璧仿制的是當時非常流行的有領玉璧。青銅琮的造型則與玉琮不同，并非內(nèi)圓外方而是外方內(nèi)方，與有領青銅璧外圓內(nèi)圓的造型正好相配。考古發(fā)現(xiàn)，金沙遺址的有領青銅璧和青銅琮是共存關系，表明兩者之間的組合可能反映了古蜀人“天圓地方”的思想觀念。
《大戴禮記·曾子天圓》記載：“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
蓋天說是中國古代產(chǎn)生最早的宇宙模式，具體表述為“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馮時先生稱：“最早的蓋天說卻有著致命的毛病，因為天和地假如真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是圓的和方的，那么將圓天和方地重疊起來，地的四角則不能被天完全罩住，就像玉琮的平面圖形所顯示的那樣，這當然是令古人十分恐懼的事情。”青銅璧和青銅琮反映古蜀人的宇宙觀念有了明顯進步，天與地一圓一方，中部的高領象征著天和地都是中央隆起而四周低下。尤其是青銅琮中央為方形，四周邊緣呈圓角方形，這為后來渾天理論的產(chǎn)生奠定了基礎，是古蜀文明對中華文明宇宙觀的重要貢獻。
* 本文節(jié)選自胡嘉麟《中華文明視域下古蜀文明的包容性與創(chuàng)新性》，《星耀中國——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I》上海書畫出版社2024年。略有刪改。
3、孫華、黎婉欣：《中國上古太陽鳥神話的起源與發(fā)展——從古蜀文化太陽崇拜相關文物說起》，《南方文物》2022年第1期。
4、孫華：《關于三星堆器物坑若干問題的辯證》，《四川文物》1993年第4期。
5、林巳奈夫：《中國古代的日暈與神話圖像》，《扶桑與若木：日本學者對三星堆文明的新認識》，巴蜀書社2002年。
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管理處、桂陽縣文物管理所：《湖南桂陽千家坪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fā)掘簡報》，《湖南考古輯刊》第16集，科學出版社2020年。
7、中國國家博物館、江西省文化廳：《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輯粹》，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10、陳德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銅面具研究》，《四川文物·三星堆與古蜀文化研究專輯》1992年。
11、臺北故宮博物院：《武丁與婦好：殷商盛世文化藝術特展》，臺北故宮博物院2012年。
12、喬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銅尊、罍的使用方法》，《四川文物》2019年第5期。
13、葛介屏：《安徽阜南發(fā)現(xiàn)殷商時代的青銅器》，《文物》1959年第1期。
14、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工農(nóng)兵群眾熱愛祖國文化遺產(chǎn)》，《文物》1972年第1期。
1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上海大學文學院：《三星堆遺址三號祭祀坑出土銅頂尊跪坐人像》，《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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