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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娛懷舊之 1992：浪潮之始神劇不斷
2024-09-29 13: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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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列表NG體育電子游戲官網自1992年至今，中國文娛走過了變與不變的30年。當下，懷舊風四起，觀眾懷念昨日樸素的經典，痛斥今天虛假的爆款。
內娛三十年，從“京圈”崛起，到大數據刷屏，往事歷歷，但其中不變的主流，永遠是如何讓“二老”，即“老干部”和“老百姓”滿意。
2012年，在宮斗劇傳來禁令風聲之際，《后宮·甄嬛傳》橫掃熒屏。鄭曉龍，這位國字號導演沉寂多年后，用現實主義外殼，嫁接網文內核，迎來爆發。而在嚴肅文學領域，這一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在受眾分化的消費主義時代，莫言笑稱，諾獎獎金已買不起北京的一套房。
2008年，多年的經濟發展，換來盛世的賓客盈門。張藝謀及其團隊打造的北京奧運開幕式，再次激發國人“共同體”感受。燒錢的奧運，與燒錢的文娛相似。這一年，資本全面介入影視領域。彼時熱錢，與今日寒冬，恰成對比。
2002年，這是互聯網、影視、資本與技術的合流之年。這一年，起點中文網創立。此后20年，網文、IP成為內娛高頻詞。大數據能否代替“民意”？IP是否等于好作品？互聯網+影視的邏輯又能否走通？至今，答案仍在風中飄蕩。
1992年，老人南巡。“發展才是硬道理”，取代“資社之爭”，成為時代最強音。電視熒屏上，《渴望》和《編輯部的故事》相繼爆紅。后者在政審時遭遇不小挑戰。兩部國民神劇背后，站著同一群京圈大佬。他們在政治、文化上近水樓臺。因此，他們的浮沉，也更能反映“二老”的表情變化。
“毒藥”懷舊系列文章，將通過四個年代頗具代表性的文藝作品，跟讀者一起回顧老百姓文娛生活變遷的一些碎片，踏訪前人之路，走好后邊的路。
先說王朔。80年代初，從部隊轉業后，王朔先后當過倒爺，跟人合伙開過飯館。做生意窮得叮當響，但靠碼字，王朔翻了身。1984年，憑借改了9遍的《空中小姐》，王朔在文壇出道，并因此結識了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鄭曉龍。
鄭曉龍是北京總后大院的。1982年畢業后，他在北視從編輯一路干到副主任。當時，“國”字號的北視打算一年出一部精品。鄭曉龍有活，王朔能寫，兩人越走越近。
作為文壇個體戶，這一年，王朔寫了一百多萬字的小說、電影和電視劇本。一天，走在東三環某商場門口，他腳發軟，眼發白，身心徹底崩潰，就差沒當街橫躺過去。
到了1992年，社會上更是有15萬體制內官員和知識分子下海。當時傳媒競相報道“某大學副教授，在校門外擺攤賣餡餅”的新聞。
離開了體制，機會與風險并存。寫禿了筆，王朔當時的單冊圖書銷量，還始終卡在幾萬冊。
他急于把手上的存稿賣個好價錢。此前，《渴望》的爆紅，讓他意識到，搞文學遠不如搞電視劇來錢快。
1990年熱播的《渴望》，是鄭曉龍拉著王朔一起策劃的。劇集講述了兩對年輕人的愛情糾葛，既反思了“文革”創傷，又充滿了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
另一方面，不同于80年代的宏大敘事，《渴望》將鏡頭對準個體。足夠通俗和生活化的故事，讓老百姓因共情而落淚。
《渴望》播出時，萬人空巷。有段子說，小偷都回家追劇了。當時的全國犯罪率確有下降。
他找到無業游民王朔。一群人也跟著被拉到友誼賓館。好飯管夠，24小時熱水，交出分集故事梗概才能走人。
這便是后來《編輯部的故事》的雛形。因對馬列教條的諷刺，劇本被槍斃了兩回。來自某權威的一封信中說：“我們剛剛說要凈化屏幕，你們就又拍出這樣格調低下，丑化現實的片子。”
但是，當時思想的解綁是大勢所趨。南方視察時，的一次點名，讓因莫須有貪污案被捕的“傻子瓜子”創始人年廣久，重獲自由。
馮小剛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大雜院。認識鄭曉龍后，他被調入北視，又通過鄭的關系，認識了王朔。
馮小剛對王朔畢恭畢敬。在《馮小剛2000年的一天》中，馮小剛對鏡頭說，和干部、世家子弟不同，小市民出身的他，要想成功，完全取決于取悅別人的程度。
馮小剛的模仿能力極強。他順著原來的大綱往下寫。王朔一看，還不賴，便在編劇一欄加上了他的名字。
大院子弟之間有一張天然的關系網。在野蠻生長的90年代，關系、機會，命運，這些詞同頻共振。這些無形的資源，才是90年代最寶貴的社交貨幣。
在馮小剛心中，李東寶的最佳扮演者是葛優。同為大院子弟的葛優，早年因主演王朔小說改編的電影《頑主》爆紅。面對王朔的登門拜訪，葛優推掉了《大沖撞》片約，同意出演。
于是，葛爺扮演的李東寶，與呂麗萍扮演的葛玲兒，貢獻了90年代熒幕最佳CP。
劇中余德利的扮演者是侯耀華。他答應出演，主要因為馮小剛打電話時稱“我是王朔的朋友”。那時，侯耀華還不認識王朔，但對其小說早已愛不釋手，盛贊王朔“以溫補的方式調劑著人們的胃口，當然時不時也會扎上一針”。
劇中，張國立客串了被母親逼婚的大齡男青年趙永剛。他在劇中自怨自艾的臺詞，還時不時被今天的網民拿來懷舊。
但在《頑主》和《編輯部的故事》中，張國立都只能算葛優的陪襯。直到1996年，電視劇《宰相劉羅鍋》播出，他才線年代起，消費主義和娛樂精神抬頭，一系列戲說歷史的電視劇成為老百姓的心頭好。
王朔小說的主人公，多是從舊體制中脫離出來的邊緣人。作為大院子弟，“王朔們”從小被教育成“未來是保家衛國的精英”。但當他們長大后，卻面臨一個劇變中的社會。
后來，上《鏘鏘三人行》時，王朔感嘆：“我算是混出來的，（大院子弟）有多少沒混出來的，特別慘。”
而這種落差感又與彼時大學生、年輕人迷惘的心態重疊。后者其實也是王朔小說的主要讀者群。到了《編輯部的故事》，同樣如此。鄭曉龍回憶：“是年輕觀眾把這個劇給帶了起來。”
曾在文化、政治上享有特權的大院子弟，擁有足夠的信息差。換言之，他們要想創新，成事的幾率總要比普通人大很多。
此外，高倉健、瓊瑤熱、世界末日謠言、人工智能辦事員、登報相親，未經深入采訪的報道后遭遇反轉等故事和話題，放在今天仍有余威。
姜文因為追劇，飯都燒糊了。后來，他找到鄭曉龍，說：“《編輯部的故事》讓我意外，沒想到電視劇可以拍成這樣，你的劇我要演。”
于是，1993年，姜文參演了鄭曉龍導演的《北京人在紐約》。當時，姜文從王朔那里拿到小說《動物兇猛》的版權，一代名導正醞釀杰作。王朔、姜文，這兩位大院子弟日后的事業軌跡，更是曲折動人。此處先按下不表。
至此，京城文化圈核心人物的發家史，和“92下海派”企業家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嗅覺敏銳，信息通暢，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1992年春節前夕，中央和市委領導選中北京人藝和北京電視藝術中心團拜。馮小剛在北視破舊的平房內，緊張地等待著。
此前他已聽聞到一些批評之聲。面對領導，馮小剛哆哆嗦嗦地說：“追根溯源，這劇本是我們寫的。最應該負責任的就是編劇。要打棍子就打我們吧。”
帶頭的同志對《編輯部的故事》定了調：“政治上沒問題。內容上，也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
但是，現象級爆款《渴望》和《編輯部的故事》，只是市場化的一次試水。兩部劇的投入與收益不成比例。算下來，制作方還虧了一點。
等到第二年，拍《北京人在紐約》時，鄭曉龍決定不依賴撥款，而是用更市場化的貸款完成拍攝。
鄭曉龍來到中國銀行紐約分行。但對方并不接受版權抵押貸款。無奈，鄭曉龍給寫了一封信，第一句話便是，“瑞環大叔，我們愛你沒商量。”這封信還提及瑞環同志到內蒙古的某個講話。鄭曉龍表示聽了后很受鼓舞。
后來，同事告訴鄭曉龍，看了那封信后哈哈大笑，并稱贊這幫年輕人有闖勁。
但是，電視業市場化經濟運行后，各種民營資本入局，也導致北視這一國營老字號開始衰敗。
背靠北視的鄭曉龍因此走下坡路。多年后，憑借一部《甄嬛傳》，沉寂已久的他才再度歸來。
而對于無業游民王朔而言，市場大潮敢來，他就敢成為浪里白條。1995年，他和葉大鷹成立了“時事公司”。
于是，王朔對葉大鷹暢想著他的文化產業夢：跟投資人說清楚，每年投1000萬，連續投3年，全部投到劇本創作上。一是買下全國優秀作家即將發表的小說的影視改編權。二是自己拉起一支年輕的、類型化的編劇隊伍。
王朔簽了一堆寫手后，覺得在“時事公司”度日如年。他在辦公室破口大罵：“（葉大鷹）他媽倒是拍電影去了，留我一人在這兒受洋罪。”
前人做夢，后人落地。后來，王朔參加過“榕樹下”網站的一個聚會。再后來，“榕樹下”倒閉，“起點”中文網創立，隨后20年間，中國網文和影視的聯姻，才真正讓產業化之夢成為現實。
當時的電影票5元一張。但北京有三家電影院，大華影院、首都影院和地質禮堂，可以在10-15天之內，把票賣到15元以上。
而另一頭，王朔、葉大鷹，張黎還躲在一個小屋里打撲克。紫禁城影業的總經理張和平趕到后，對著哥幾個一頓訓，拎著幾人站在拍賣會臺前。
結果，影院不僅收回了100多萬的成本，還大有盈余。這讓全國范圍內的影院都開始效法。
在和葉大鷹成立時事公司前，王朔就跟馮小剛辦過一個好夢公司。真正拍暈王朔的，不是市場化浪潮，而是“二老”中的另一老。
興起于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劍指王朔。隨后，行政力量開始打擊王朔。
好夢公司的《月亮背面》《過著狼狽不堪的生活》《我是你爸爸》無一過審，全部胎死腹中。
《我是你爸爸》已經投進去了100多萬，也被叫停。馮小剛說：“沒有道理。我們站在水池子邊上，問你們可不可以跳？你們說，能跳。我們跳下去，那里面是開水，把我們燙死了。”
心灰意冷的王朔遠走美國，離別時，他對馮小剛說：“他們是沖我來的。你能活，咱就別一起死。”
直到1997年，韓三平找到馮小剛。后者打了一個漂亮的翻身仗，拍出賀歲片《甲方乙方》。該片投資400萬，票房3300萬，成為年度票房冠軍。從此，馮小剛開啟商業片導演之路。
《甲方乙方》改編自王朔小說《你不是一個俗人》。馮小剛給了王朔5萬元編劇費，但鑒于當時風聲，沒給王朔署名。兩人因此交惡。
雖然王、馮二人歧路分別，但早年通過王朔，馮小剛認識了另一個位對他產生重要影響的作家，劉震云。
1995年，馮小剛將劉震云的兩篇小說改編成電視劇《一地雞毛》，2003年，又拍出《手機》。此片也讓馮、劉二人與崔永元掀起罵戰。
話說回來，當年，馮小剛更想拍的，其實是劉震云的另一部小說《溫故1942》。
不過，1993年，劉震云告訴他：“現在時機不成熟，我們對事物的認識過程仍然還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們的認識是需要時間的，這個過程是不能被省略的。”
這一等，就是19年。2012年，投資近2億元的《1942》上映，最終票房慘敗，只有3億多元。
他發起了牢騷：“ 我隨隨便便拍的電影,一個星期賣4個億。我認認真真拍的電影,不賣錢。這讓我有了很大的困惑。”
說起接廣告，站著掙錢的姜文另有一則趣事。1995年，他將《動物兇猛》拍成《陽光燦爛的日子》。此片讓王朔也自愧弗如。接著，因為《鬼子來了》送審問題，姜文被禁拍5年。跟著，他又拍了部讓觀眾直呼看不懂的《太陽照常升起》，票房也賠了。
在拍《讓子彈飛》時，姜文硬是拒絕了三家老字號白酒的廣告植入。3000萬廣告費，說不要就不要。氣得當時的制片人想原地撂挑子。
只不過姜文接連兩部作品，《一步之遙》和《邪不壓正》，又重回老路，開啟燒錢自嗨模式。
1992年，張藝謀憑《秋菊打官司》獲得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2002年，他拍出《英雄》，開啟中國大片時代。學者戴錦華認為，90年代，中國社會的危機，精英文化、嚴肅藝術的困境，為跨國資本對中國文化市場的介入，提供了歷史機遇。張藝謀成了他們的第一個“重大發現”。
繼而，陳凱歌在更為雄厚的海外資金背景的支持下，推出了巨片《霸王別姬》，并一舉逾越張藝謀，跨出了西方電影院線，進入了歐美商業電影的軌道。
等到2015年拍《我不是潘金蓮》時，馮小剛稱這部電影，自己掏錢也要拍。他甚至一開始拒絕了華誼的投資，因為覺得這片不掙錢。
而和他恩怨糾纏的王朔，面對市場，選擇先捂著鼻子撈一筆，然后大隱于市。等到2007年復出時，朔爺思考的全是《時間簡史》《金剛經》里的終極問題，與俗世凡塵拉開了距離。
姜文導演則屬于一路站著把錢掙了，堅決看得起觀眾。在《圓桌派》上，竇文濤問：“投資人收不回來錢怎么辦？”姜文霸氣回答：“這叫投資。你們投我，我還得選呢。”言下之意，有些人還不配虧。
在市場化大潮前，王朔、姜文，骨子里終究保持了大院子弟的“貴族范”，馮小剛則更顯平民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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