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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困守孤島的民主夢想 對的統(tǒng)戰(zhàn)置之不理
2024-10-16 16: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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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列表ng體育官網入口注冊此時，蔣介石沒有忘記他潦倒之中的“諍友”胡適。在臺北“國史館”所藏“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文物”中，有一組50年代初蔣介石與俞國華之間的電報。俞國華是蔣介石的同鄉(xiāng)，長期在蔣介石、蔣經國身邊工作，參與機密。俞國華1947 年赴美國，1951年出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執(zhí)行董事。這組電報擬于1951年5月15日到1955年5月16日，內容很簡短，都是蔣介石委托俞國華向陳立夫、胡適贈款。據(jù)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陳紅民考證，這組電報是線 年間，蔣介石共向胡適送過9筆錢，每次5000美元，幾成定制，共美金45000元。平均一年9000美元，比胡適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年薪要高。
胡適在其日記中對此項固定資助并未提及，不著痕跡。但錢他應該是收了的，因為蔣介石不會在一連碰壁后，還連續(xù)幾年一如既往地贈送。而且俞國華給蔣介石的回電中，有“胡、陳二先生特別費，遵當于月底前照發(fā)”一句，“照發(fā)”就是“照前例分發(fā)”之意。可以想象的是，這筆錢對于胡適可謂是雪中送炭。在俞國華首次向胡適贈款10天后，胡適于1951年5月31日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胡適勸蔣介石要知己知彼，“多讀出版的書，如《斯大林論中國》之類”，還勸蔣介石想想“自由分化，分成幾個獨立的新政黨”，還希望“蔣介石辭去總裁”。兩年多沒聯(lián)系，忽然向蔣介石建言，可能還是和蔣介石的人情有關。
1952年，英國牛津大學邀胡適出任東方哲學與宗教講座教授，胡適有意應聘，但鑒于英國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遂向“外交部長”葉公超請求，讓葉征詢蔣介石意見，最終因蔣不同意而作罷。按說胡適又無公職在身，只是應聘英國的一個教職，如此鄭重其事地向蔣請示，估計還是接受了蔣介石接濟的原因。
1952年11月19日至1953年1月17日，胡適應臺灣大學及臺灣師范學院邀請赴臺講學。在臺灣，一下飛機就受到熱烈的歡迎，蔣介石派蔣經國赴機場迎接。臨回美國前，蔣介石約胡適吃飯，兩人交談了2個小時。胡適說臺灣沒有，說“憲法只許總統(tǒng)有減刑與特赦之權，絕無加刑之權。而總統(tǒng)屢次加刑，是違憲甚明。然整個政府無一人敢向總統(tǒng)如此說！總統(tǒng)必須有諍臣一百人，最好一千人。開放，即是自己樹立諍臣千百人也”。
蔣介石在日記里說這次談話“對余個人頗有益也”，認為胡適的意見是“金石之言”，讓他頗為感動，評價胡適是其“平生之諍友”。
1954年2月18日到4月5日，胡適又一次回到臺灣，當時臺灣要召開“”第二次會議，改選“總統(tǒng)”、“副總統(tǒng)”。胡適回到臺北后發(fā)表談話：“國家處境艱難，除蔣總統(tǒng)以外，沒有人比蔣總統(tǒng)領導政府更為適當”當有人告訴胡適，傳說蔣介石曾推薦胡適為總統(tǒng)候選人時，胡適回答，他認為這是蔣介石的謙讓，非常感謝。但他心臟病史已達15年，連人壽保險公司都不愿保他的壽險，怎能挑得起“總統(tǒng)”這副擔子？有人問他如果真被提名并當選怎么辦？胡適答復道：“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認；如果當選，我宣布無效。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tǒng)的自由。”
50年代中期，國共兩黨一度出現(xiàn)了緩和的跡象。1956年1月25日，在第6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宣布：“國共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合作。”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胡適作為“代表性人物”，無疑成為爭取的對象。
中國對胡適的再度爭取，以1956年2月在北京宴請全國政協(xié)的知識分子代表時所說的一段話為標志。在談到批判胡適時說道：“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念什么？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煞，應當實事求是。”此后，出面勸胡適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周鯁生，一個是曹聚仁。
周鯁生是知名的國際法學家，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是胡適的同事和文友。1956年9月16 日，時任中國外交學會副會長、外交部顧問的周鯁生應“英國聯(lián)合國同志會”之邀赴倫敦訪問。在這里，他會見了創(chuàng)辦《現(xiàn)代評論》時期的老友陳源，在無第三者在場的情況下暢談了三個小時。周鯁生除規(guī)勸陳源回大陸之外， 還動員胡適也回大陸看看。陳源于9月20日致函胡適， 原原本本轉達了周鯁生的上述意見。大意是說：大陸對胡適的批判主要針對他的思想，并不針對個人。如果胡適回去，還是會受到歡迎，并且來去自由。依據(jù)當時的外事紀律，周鯁生和陳源的接觸事先必須經過請示，事后也必須進行匯報。周鯁生保證胡適可以在大陸來去自由，當然也不會是他個人的輕率承諾。胡適在陳源信中“對于你，是對你的思想，并不是對你個人”這句話的下面劃了線，并寫了一句旁批：“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7年春，新加坡《南洋商報》記者曹聚仁給胡適畫去一封信，規(guī)勸胡適回大陸看看。曹聚仁是抗日戰(zhàn)爭期間戰(zhàn)地記者，在贛南時，與蔣經國熟識，著有《蔣經國論》，大陸解放后，長期居留香港。1956年開始，他以新加坡《南洋商報》記者的身份，多次到北京，受到、周恩來、陳毅等人的接見。胡適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這個人往往說胡適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稱章太炎是他的老師。其實我沒有見過此人。”然后在曹聚仁來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復”三個字，并派人將信轉交了臺灣“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作為“匪情”研究的資料。
在胡適的思想深處，始終有一個理念，即自由主義者與人是格格不入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不是共產，就應該是徹底的，中間決無余地，可資徘徊猶豫”。他堵住了為他敞開的大門。
1957年11月4日，蔣介石發(fā)表命令，準許“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朱家驊辭職，任命胡適為院長。胡適最初以肺炎為由推辭。蔣介石堅持由胡適接任，臺灣各方函電勸請胡適回臺任職的很多。胡適也想利用“中研院”史語所的藏書寫完《白話文學史》和《中國哲學史大綱》，12月6日，他復電蔣介石，請任命考古學家李濟暫時代理院長，等于同意將回臺灣任職。
1958年4月8日，胡適回到臺灣，“副總統(tǒng)”陳誠到機場迎接。4月9日，胡適在“秘書長”張群的陪同下前往士林官邸，和蔣介石談了大約一小時，說的都是學術問題。
4月10日，胡適就任院長，蔣介石到會祝賀并演講，贊揚胡適“個人之高尚品德”，并號召“發(fā)揚明禮義、知廉恥之道德力量”。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胡適當面反駁了蔣介石的這一提法。他說：“剛才總統(tǒng)對我個人的看法不免有點錯誤，至少，總統(tǒng)夸獎我的話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務，還不只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總統(tǒng)年歲大了，他說話的分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應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胡適的話沒說完，蔣介石已怫然色變，其他聽眾也一個個目瞪口呆。過后，有朋友勸胡適回臺說話要謹慎小心，認為胡適有傷蔣介石的面子。胡適自己覺得沒什么，“諍友”總有說話的自由嘛。然而，蔣介石卻視此事為奇恥大辱，以至于夜不能寐，在日記中說胡適“狂妄荒謬”。
此后，隨著胡適明確反對蔣介石參選“第三屆總統(tǒng)”，兩人矛盾逐漸加深。1960年，與胡適淵源頗深的刊物《自由中國》籌建反對黨“中國”，觸了蔣介石的禁忌，《自由中國》實際上的負責人雷震在當年9月4日遭到逮捕，其罪名是“包庇匪諜”。為雷震鳴冤的胡適不斷向“秘書長”張群表達見蔣的要求，11月18日，蔣介石終于答應見胡適。
這次會見的氣氛遠沒有此前兩人見面時的融洽。蔣介石以前都是單獨接見胡適，這次會見時一左一右站著兩位便衣。蔣介石搶先談到了雷震問題。他說：“我對，已經放得很寬，但雷震背后有的間諜，政府不能不辦他。這一兩年來，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們的政府。”胡適說： “今天總統(tǒng)說這話太重了，我當不起，我受不了。總統(tǒng)沒有出過國，副總統(tǒng)也沒有出過國，你們不會深知雷震案在國外產生的不良影響。”
這次談話大約進行了五十分鐘，最終胡適沒有取得任何成果，雷震被判有期徒刑10年，《自由中國》雜志也被迫關停，胡適想借助蔣介石在臺灣推行民主的幻想也就此破滅。
